立，政府只能靠規範或者不規範的抽稅收費維持運轉。

政府行政管理費用不僅長期居高不下，甚至芝麻開花節節高，因此飽受詬病—從1986年到2005年，我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元增至498元，增長23倍，漲率驚人，而同期人均GDP增長倍，人均財政收入和支出分別增長倍和倍。2002年，時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的金人慶先生撰文指出，我國政府收入的比例為，中央財政預算內稅收佔GDP的比例為15％，各級政府部門的規範性收費佔GDP的比例為10％，各種制度外收費佔GDP的比例為10％，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達到35％的水平，這已經達到高福利國家的稅費負擔，而中國的社會保障是高福利國家的零頭。由此造成的局面是，企業與居民宏觀稅負過重，社會保障遲遲無法建立，公共財政體系的尊嚴遭到預算外收入的破壞，規費①常常成為部門爭利處，缺乏憲政的嚴肅性。

正因為制約乏力，只能訴諸於強制性的行政管理辦法，審計署的責任因此加重一層。但審計署只是提供審計資訊的政府機構，不具有相關政府機構與法律部門的約束權，長此以往，審計署的嚴格審計同樣會異化為政府資源的浪費。

人均稅費重只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則是稅費分配的不平衡。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呈現爆炸式增長，從1999年的1萬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5萬多億元，這還不算各種預算外、制度外收入。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萬億元，2006年達到了萬億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僅是2000年的兩倍。2007年前三季度，全國稅收收入累計完成37　161億元，比2006年增長，接近2006年全年稅收收入，2008年全年財政收入達到萬億元。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司長舒啟明說，這個增長率創下了近年同期最高水平。

如果把政府視為一個整體，把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看成分享中國總收入的三大群體，那麼自1995到2007年的12年裡，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三者中只有政府收入以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僅以2008年上半年財政收入而言，國家預算收入同比增長。企業收入不能與之相比，居民收入增長更是落後，根據相關部門公開的資料，只增長10％左右。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公共財政體制是公平的市場改革的基礎（2）

窺行政管理費用居高不下這個“斑”，可以推知公共財政體系這個“豹”。預決算的稽核流於軟約束，上億財政撥款取決於發改委、財政部關鍵部門官員的一紙批文，民眾既無從得知哪些是隨著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強必須支付的行政成本，哪些屬於資源浪費，當然根本談不上進行有效監督。財政部主管金融與政府貸款審批官員的落馬，恰恰說明財政部官員位過高權過重，政府對公共財政的使用自由裁量權過大。

2008年以後，中國動用財政儲備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但公共財政制度的缺失，導致我國財富積累外強中乾，難以應付經濟下行週期刺激經濟和增加社會保障的雙重考驗。財政儲備底氣不足，在撥弄箱底時，截至2008年總量達到萬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居民儲蓄總是被拿出來說事兒，作為最後的防線，作為提振居民消費的保障。但這筆錢不僅在不同的收入群體間分配不均，還是居民投資的儲備資金，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完備情況下的教育錢、養老錢、活命錢，不顧事實預花這筆儲備顯然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最終會導致大災難。政府與居民手中可以動用的真實財富並不多，如果以人均數來看遠低於發達國家。

不僅如此，中國的財富以種種匪夷所思的方式流向國外，中國買什麼什麼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據報道，澳大利亞2008年前十大富豪基本上都跟中國有業務關聯，首富手上只有一個礦的開採證和礦的儲量多少的證明，他們只要跟中國某鋼廠簽訂高價供貨協議，一點礦沒挖直接掛牌上市，然後股價暴漲，就變成了澳大利亞2008年的首富。這是中國財富夢的澳大利亞真人秀。而中國居民手中擁有的財產性收入，主要是商品房與股票，一共40萬億元的房地產，以及經過2007年下半年開始急劇縮水之後的10萬億元的股票，而這些股票中一大半是以低價獲得的大小非。

在經濟非常時期，皇帝的新衣已經脫下。財政部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2009年財政預算報告顯示，財政赤字達到創紀錄的9　500億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