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溫州、東莞等地的官方資料，還是讓人們對中小企業的新增戶數充滿樂觀情緒，以為情況逐漸好轉，但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2009年3月在重慶考察時表示，“全國工商聯請一些地方工商聯作了調查，在開兩會前，還有超過20％的中小企業沒有開工。2008年調查的結果是全國的中小企業倒閉了23％，問題在於還有許多中小企業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這些企業以後是不是關門歇業，是個大問題。”　2009年年初3個月，來自歐美的訂單平均減少了1/3~1/2，在2009年4~5月，中國可能至少還有3　000家工廠面臨倒閉。

中小企業吸納就業人數達就業總人數的90％，我國目前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業生產總值、70％左右的工業新增產值、近60％的銷售收入和出口額、稅收的40％以上均來自中小企業，這些企業的安危決定了中國社會的穩定程度，但資源的集聚又使大多數中小企業失去擴張的動力，600多萬家民營企業，銀行給予的貸款不到15％，能夠直接融資的只有400多家（不到萬分之一）。

國家經濟主義因為經濟救災而強化，要拯救民營企業，必須依靠政府出手。但政府對於大型企業的救助注資雷霆萬鈞，對於民營企業融資難卻言大於行。並非政府不懂得保證就業的重要性，而是以往對於民間資金的歧視，使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一籌莫展。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國家經濟主義效率令人生疑（2）

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驟然下降，對一直依靠GDP增長解決社會問題的中國經濟體而言，其嚴峻考驗遠超過其他經濟體。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明確提出10條具體措施，計劃到2010年年底總共投入4萬億進行投資。為加快建設進度，會議決定，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　000億元，2009年災後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　000億元。4萬億元將超過政府財政的承受力，要分解壓力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大量發行國債，借他日之錢為今日所用；還有一種辦法是由政府投資拉動、民間資金參股，帶動民間投資。

積極的財政政策被賦予增加投資與擴大內需雙重功效，這是被廣泛接受的常識性錯誤。積極財稅政策包括兩方面內容：增加政府投資和退稅，前者意在以政府消費替代民間消費不足；後者意在增加企業贏利與居民財富，以刺激企業投資、促進個人消費增長。增加政府投資可以收一時之效，大興土木進行基礎行業建設的確可以拉動GDP增長，但從長期來看，政府消費必定抑制居民消費增長。

經濟景氣週期高低迴圈，轉了一圈，2008年的中國經濟回到類似於1998年時的經濟下行週期。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衝擊強度之大超過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因為我國加入WTO後，外貿依存度已經與20世紀9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

我國1998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包括拉動房地產消費、發行國債、建設大型專案等，增發國債1　000億元，共發行3　808億元國債，但政策在實體經濟見效要等到2001年。但最後使中國經濟復甦的是房地產消費勃發，加入WTO之後，外貿訂單開始增加，解決了國內產能過剩，但沒有能夠改變經濟結構。

從2008年開始的經濟救災，政府支配的資源、社會對國家經濟主義的認可度與權威性呈爆發式增長，歐美的政府救市政策給中國的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合意性論證。政府出臺積極財政政策與行業振興規劃，沒有遭遇意料中的一片反對之聲，甚至市場派人士也大多沉默不語，而從股市投資者，到各個行業的從業者，都如大旱之盼甘霖般盼望著行業振興規劃的出臺。這再次顯示國家經濟主義滋生的文化土壤。

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歷時近百年仍能受到歡迎，不僅僅是因為政府消費可以救經濟下滑之急，可以將經濟下行的痛苦控制在市場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不至於以戰爭等極端形式毀滅產能；更重要的是，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彌補公共專案之不足，使經濟在更好的基礎上增長。美國或者日本在經濟下行週期，都有基礎建設的投資高峰期。可見，全球都相信，一個壞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要好得多。

微弱的反對聲來自於對國家經濟主義效率的質疑。

2009年1月9日，4萬億元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