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投資的救市方案一出，有權力劃撥這筆鉅額資金去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變成了全中國人的目光焦點。各地政府帶著專案火速跑“部”進京，希望分得一杯厚羹。

盛況如何？《法制晚報》的描述是：“從那一刻起，這個位於月壇南街的部委門前，便再也沒有安靜過。一時間，周邊酒店爆滿，影印店忙得連軸轉，小賣部中華煙的銷售量直升，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率先拉動了發改委周邊的內需。”

資金分配過程中各省市在發改委周邊飯店扎堆駐紮的現象，提醒我們政府核心部門的權力已經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權力永遠有自我強化的傾向，這意味著政府絕不滿足於已經掌握的資源，總是傾向於擴大掌握資源的力度，將範圍越擴越大。

已經確立的一條經濟學原則是，積極財政政策主導下的政府投資永遠無法滿足不斷擴張的產能需求，只有市場有這個能力。政府消費並不能熨平經濟週期，人們寄希望於政府消費，是因為特殊時期的特殊需要。最終，無法改變現狀的民眾只能寄希望於人大、審計署、輿論、市場利益相關人士，能夠善盡職守，約束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執行者。面臨重大經濟轉型的關口，人們希望政府能夠引導柔弱的經濟體強身固本，從出口與投資導向型經濟轉變到以內需與投資導向型經濟，而不是轉變到只有政府投資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國家經濟主義倘若一步回到計劃經濟時代，民意將急劇轉向，從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態轉變到對效率與公平的關注，到那時，國家經濟主義的解體也就為時不遠了。

暫且將理論問題擱置一邊，傾舉國之力渡過經濟結構改革難關之時，重溫*同志的“貓論”也許能讓人釋懷，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能讓中國走上富民強國之路就是好企業。

由此邏輯原點出發，不論國家經濟主義如何，既然路徑依賴無法擺脫，只要能夠有助於建立中國的法治經濟與市場經濟，只要能夠扭轉資源的低效配置與錯配情況，我們不妨認可這是上百年中國式市場經濟的歷史原點，以擺脫革命、新朝輪迴的歷史宿命，唯有如此，中國式改良才有切入經濟體的契機。以國家經濟主義作為出發點進行市場化的改良，同時引導各種力量對國家經濟主義進行強有力的約束，也許是目前唯一的改革路徑。

改革瓶頸：公益與市場兩難（1）

國家經濟主義到目前為止受到的是間接質疑，而非直接*。到目前為止，經濟界的遭遇戰在國家經濟主義的外圍進行，主要議題是分配公平與企業效率。

國進民退與官員犧牲論

社會各界有兩次理論*戰。

第一次國資流失*戰在2005年達到高峰，*對國有資產流失的聲討激起巨大的聲浪，大部分民眾激動地支援*先生，反對國有資產流失，並以親身經歷的種種具體事例為之作注。雖然郎先生以其海歸身份對於國有企業的認識實屬膚淺，他認為國有企業不缺乏效率而是缺乏信託責任，只要引進英國國有體制就萬事大吉，這讓所有經歷過國有企業一統天下時代的本土人士和熟知歐美國有企業改革歷史的人嗤之以鼻，但他反對國有企業資產流失的堅定態度，卻讓他贏得了英雄般的喝彩。

第二次*來自於市場草根階層對市場派經濟學者的*，舉凡吸引眼球的經濟學家大部分都享受過被扔臭雞蛋、爛番茄的待遇，其中尤以張維迎與茅於軾諸人為甚。這一次*同樣以草根人士大獲全勝而告終，經濟學界所支援的效率至上而後解決公平的觀點遭到唾棄，此後在房地產市場、國有企業改革等各個方面，效率再也不是考慮的唯一指標，甚至不再成為主要指標，這樣的結果顯然是在為國家經濟主義添磚加瓦。

這兩次*戰其實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第一次*公平派的勝利，不可能引出對效率的質疑；如果沒有對已有改革指導理論的質疑，也不可能出現第一次的*戰。敏感的社會大討論是社會變遷的風向標，前30年建立改革合法性根基的效率論被公平論代替，顯示社會發生深刻的裂變。公平與效率，本不應矛盾的矛盾體、本不應對立的冤家，卻成為勢不兩立的仇敵。出現如此異常的現象，只能說明原有的路徑偏差太大，社會處於糾偏的關鍵時刻。

*2005年對“國退民進”的抨擊，以及提出的中國國有企業缺乏的是信託責任、市場經濟的立足根本是信託責任制這樣的論調，引發應者雲集，輿論對於MBO一邊倒的抨擊，說明中國尚不具備或已經喪失了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時機。或者說，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