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企業產權改革存在的權貴侵害公眾利益的嚴重性，已使原有的國有企業改革模式難以為繼。意在讓中國改革更加公平的*，一度成為央企的代言人，他所說的“一塊這樣的土壤引進西方產權制度，必將造成貧富懸殊，社會動盪”，與中央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高調錶示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搞好搞壞，跟所有制沒有直接關係，不同的所有制裡都有好的企業，也都有差的企業，關鍵看是否按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辦事”，竟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的觀點引發市場人士的普遍擔憂，但他們無法抗衡洶洶反對之聲。討論失去了前提，也就喪失了意義。1978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啟動，原因就是當時的國有企業既喪失了效率又喪失了公平。在改革持續多年後，被喪失公平權利激怒的人們再次陷入國有企業先天公平的臆想，不僅成為歷史的背叛者，更讓改革失去了皈依，不能不說是改革過程中的一大悲劇。貫穿改革歷史的國有企業高管高薪、壟斷企業高薪等錯誤激勵機制，中國經濟中的實質性問題就此被消解，遁入國有企業時代人人平等的空想浪漫主義的虛幻背景中。

改革瓶頸：公益與市場兩難（2）

但筆者作為市場派的贊成者，同樣無法認可張維迎提出的國資贖買論與官員犧牲論，改革必須向既得利益手中贖買，官員犧牲大於普通民眾，顯失人情、顯違常識的言論除了挑起論戰間接為左派助威之外，對於捍衛市場經濟毫無益處。如此迷幻的經濟學流派，只能稱之為經濟學“鴉片”。左派舉著維護弱勢群體的大旗不顧一切為國有經濟體制搖旗吶喊，而右派則因為吸食了對方的“鴉片”，喪失了理性與常識。前者更具有迷惑性，除了張維迎所說的知識約束，還應加上歷史經驗造成的路徑約束，不少人對左派“鴉片”甘之如飴並非缺少常識，而是為了增加未來生存的保險係數，他們要的是計劃濟時代的飯碗，而不要成為改革的犧牲品，利益的被剝奪者。

在此關鍵時刻，試圖為市場經濟張目的張維迎們有心無力，立場飄忽不定，對於改革約束條件的闡述固然清醒，但在最敏感的也是最為大眾所關心的利益補償問題上，卻打起了“迷蹤拳”—他們先是主張對權貴階層進行贖買式綏靖，換取市場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而後在2008年又一反常態，提出均分國有股權和外匯儲備，以更加極端的方式換取民意對改革繼續支援。

對權貴階層以及民意的雙向綏靖，使市場派經濟學既喪失了民意的支援，也喪失了學術的嚴肅性—均分國有股權與外匯儲備在技術上存在漏洞，對歷史上俄羅斯休克療法導致的權貴經濟視而不見，只能視為可悲的精神懈怠。俄羅斯改革是一場瓜分盛宴，最終退回到國有體制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指出計劃體制大國的改革存在極大的風險：絕對既得利益的大小決定了相對既得利益的排序，所謂絕對利益也是相對的，視手中握有的資源而定，只有相對地位上升了，這一階層才能獲得最大的絕對利益。當改革的主導權與資源的分配權都掌握在權力利益階層手中時，他們所需要的，一是透過補償讓利益合法化，二是讓補償達到預期目標，使他們仍能高居於相對利益階層的金字塔頂端。

沒有制衡力量的絕對權力導致的不僅有絕對的*，還有對於利益的饕餮之胃。對付這樣的胃口，制衡的辦法除了約束、約束，還是約束。對權貴階層的強力約束是迫使他們退回自己領地的唯一辦法，否則，他們會圈走所有的草場，奪走所有的羊。資本市場就有典型案例，2005年中國股市幾近崩盤，才換來普通投資者的對價補償，資本市場是圈錢場所，投資者很難得到成熟上市公司的紅利，更得不到新股發行的溢價，股改實在是一場倒逼出來的改革。如果將對價視做對於流通股股東既得利益的補償，以此為例證明普通投資者是既得利益者，對既得利益集團應該補償、尊重，恐怕流通股股東聽了會吐血。如果不是既得利益群體對普通投資者的掠奪，嚴重到使股市接近崩潰；如果不是流通股股東用腳投票，以反向約束的方式堅定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這一可憐的自上而下的“贖買”政策恐怕至今難以出臺。張維迎們既想以綏靖政策換取權貴與民眾對改革的支援，又想以利益區分約束各個利益群體，如此書生意氣，必定會在現實面前頭破血流。

只有公平的分配機制，只有機會的平等，才能換得民意對後30年改革的支援，只有將公平、高效的機制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來，沉澱為進一步改革的基礎，才能使改革成為有本之木，不至於使經濟建設的階段性成果遭到滯後制度的毀滅性打擊，否則，中國改革現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