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幣，達到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最高額度。從財政支出的分配來看印證了保持經濟穩定的初衷—包括基建投資在內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資佔比將近10％，總數大概在7　600億元的水平，超過以往財政預算編制；2009年財政預算方案已經確定農林水務、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文化、糧油物資儲備、災後重建、交通運輸等15個支出專案，各專案支出的增長比例基本上都在10％以上。

財政赤字佔GDP比例約，離3％的公認警戒線雖不太遠，但加上地方隱性債務負擔、社保基金缺口等，我國整體負債形勢不容樂觀。如果2009年財政收入能夠與支出同步增加，甚至收入大於支出，財政赤字還能保持在警戒線內。從過去兩年的實踐看，我國財政收入增加值已經接近臨界點，繼續增加必然意味著企業與個人的沉重負擔，而社會保障支出與行政成本還在增加，兩者不對稱上升。政府財政收入從2009年開始不僅難以增高，反而會隨著經濟冷卻、土地市場低迷而下降。2009年2月16日，財政部公佈了2009年1月的財政收入情況，當月財政收入6　億元，比2008年同月減少1　億元，下降，創下2004年以來單月財政收入的最大同比降幅。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此前就曾表示，2009年的財政收支壓力很大，最艱難的情況可能出現在第四季度。

政府在經濟下行週期彌補以往公共產品投資的不足，兩項困難的選擇在不恰當的時期集中到一起，中國將面臨經濟長期歡愉之後最痛苦的時光。

撕不掉的政策市標籤（1）

眾所周知，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脫困的工具。股改前後的事實還證明，資本市場不僅是國有企業脫困工具，還是貨幣調控的輔助工具，宏觀經濟的調控工具。2007年，滬綜指一路向上，最後高懸於6　124點，中國股市處於“一泡獨大”的恐懼症中，股市大漲被視做通貨膨脹的元兇罪首，其時，作為大宗商品的風向標的國際石油期貨交易市場價格上竄至破天荒的每桶120美元，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防過熱、防通脹”，打壓股市成為冷卻經濟的必然之舉；到2008年下半年，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在美國道指、標普、日經、香港恒生等指數大跌的背景下，滬綜指下跌到2　000點左右止跌，再次成為穩定經濟的定海神針，提振資本市場信心、與積極財政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交相輝映，股市的宏觀調控作用再次走到前臺。

如果僅僅把政策市理解為國有企業脫困，顯然過於狹隘，在國有企業與大型國有金融機構脫困目標基本完成之後，資本市場有了更為高遠的目標，即透過資本市場改革公司治理結構，使國有企業走上市場之路。

資本市場作為改革的重要工具，正在試走一條前人從未奢望能夠走通的路，在不改變控股關係和產權結構的基礎上，透過股權多元化，建立公司制度，建立信託責任體制，這是漸進式改革之路體現到極致的表現，不希望傷筋動骨，不希望改變產能，卻希望得到市場的競爭體制與產權明晰的成果。雖然百餘年前的招商局等國有招股公司並未取得成功，但歷史輪迴中，我們再次選擇了同一條路。以政府信用為上市國有企業託底，而後這些公司在資本市場注入市場信用，獲得高額溢價之後反哺政府。

投資者只能採用妥協手段，在股改之後的牛市階段，他們不僅歡迎，而且強烈呼籲國有大型企業在A股上市，或者從海外資本市場迴歸，這並非投資者願意與市場化作對，而是基於以下事實：目前中國的主要經濟資源集中在國有大型企業手裡，如果這些公司都在海外上市，A股市場被邊緣化勢不可免。

對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痼疾，投資者與監管層心知肚明，他們的態度非常矛盾：一方面歡迎海外上市的大型國有企業迴歸，另一方面又憂心忡忡指出國有大型上市公司存在嚴重的非市場化傾向—證監會主席尚福林為上海證券交易所釋出的《中國公司治理報告（2006）：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作序，該報告罕見地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指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三強五弱”：強政府，弱市場；強內部人，弱董事會，弱外部股東；強審批，弱監管，弱執法。“三強五弱”現象，嚴重阻礙了公司治理改革進度，也降低了證券市場的運作效率和監管效力。因此，國有企業控股上市公司治理需要儘快完成從形式到實質的跨越，其核心是公司治理的現代化。這份報告的潛臺詞很清楚，從公司治理結構上來說，目前的國有企業控股公司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公司。

而李榮融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