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康有為又上了一封上皇帝書（第五書），提出三個對策：一、以俄國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為榜樣，親定國家大政方針，宣佈變法。二、召集有才能的官員，謀劃變法。三、督促各省大臣，各就本省實行新政。他強調第一策是上策，就可以強國；第二策是中策，可保弱國地位；第三策是下策，僅免於亡國。

這篇上皇帝書，各地報紙都把它刊載出來，一時流傳甚廣。翁同龢趁勢請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但官非四品以上皇帝不召見，便改令大臣用“問話”方式在總理衙門的西花廳，由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和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侍郎張蔭桓五大臣請康有為來“問話”。

榮祿說：“祖宗之法不能變。”康答：“今天祖宗的領土也保不住了，還談什麼祖宗之法？”李鴻章說：“難道六部都可以裁撤？”康答：“今天列強並立，現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舊法，不廢除會造成中國危亡。”

翁同龢怕他講得過火，故問：“變法的款項怎樣籌措？”康答：“日本銀行發行紙幣，法國實行印花稅，印度徵收田稅，成效都很可觀。只要改變制度，稅收會比現在增加十倍。”

學日本，十年稱雄世界

第二天，翁同龢彙報光緒帝，又再請求召見康有為。恭親王奕訢攔阻，要求叫他提出書面意見。要他寫《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考》等書送來呈閱。光緒帝命令以後對康有為的奏章、條陳，應該隨到隨送，不得任意阻撓和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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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運動掌旗手：康有為（4）

翌年1月29日，康有為上了一個《應詔統籌全域性折》（第六書），這個“應詔”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的施政綱領，因為1898年正是戊戌年。他提出基本的三條：一、召叢集臣於乾清門宣誓變法。二、設上書所於午門，無須代遞。三、設制度局於宮廷，訂立章程，頒佈施行。

他又隨同應詔，將《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考》等書也送了上去。他在書中指出歐美大約經過三百年才造成體制，日本學習歐美，30年模仿成功。中國學習日本，3年可見規模，5年進入軌道，8年大可見效，10年稱雄世界。

隔了幾天，康有為又上了第七封上皇帝書。書中稱述彼得大帝的外遊取得成果，他要光緒帝拿出彼得大帝的勇氣來學習日本。

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天，又趕到舉行會試之期。康有為四十歲。他想借這個全國舉人會集北京的機會，向頑固守舊派發動攻勢。4月12日，發起“保國會”，在粵東館開第一次大會，有兩三百人到會，他在會上發表演說。4月15日，在崧雲草會堂召開第二次大會，梁啟超到會演講。19日又在貴州會館召開第三次大會，到會人數仍在百人以上。經過保國會的推動，維新變法的波浪確在士大夫中大大地激盪起來，造成非變法不可的形勢。

同年夏天，光緒帝想透過變法從西太后的控制下襬脫出來，又逢擁護變法的御史楊深秀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奏請“明定國是”，即決定實行變法大計，表示變法決心。6月11日，光緒帝下了一道“明定國是”的詔書，宣佈變法。

與光緒的歷史性會面

為了引用新進人物，輔佐新政，就在變法的第三天，光緒帝命令康有為於6月16日入紫禁城朝見，命令黃遵憲、譚嗣同由湖廣總督護送前來北京，又要總理衙門對梁啟超進行了解，向光緒帝具報。光緒皇帝朝服像康有為夢寐以求想見皇帝的願望終於實現，和皇帝談了兩個小時。光緒皇帝同意他的話，說今天確實非變法不可。

康問皇帝：“皇上既知非變法不可，何以長久沒有舉動？”皇帝說：“我受到種種牽制，不能放手幹。”

康就建議說：“皇上可以就權力能夠做得到的先做。不必盡撤舊衙門，只須增設新衙門，多多接見維新志士，給以官職，對舊大臣保持他們的高官厚祿，他們就不會阻撓新政了。”

經過這場君臣間的對話後，光緒帝便要重用康有為，因榮祿等人的反對，又怕觸怒西太后，結果只給了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辦文稿）這個較低的位置，但准許專摺奏事。康有為抓著專摺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斷地上奏摺，提建議，極大地發揮了他的這種本領。後來編成了一本厚厚的《戊戌奏稿》。

同年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給他六品銜，辦理大學堂和譯書局事務。梁是舉人，本來沒有做官的資格，這也算是破格任用。8月29日，光緒帝又命令嚴復、楊銳、劉光第、林旭等人到京，接見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