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終於走到了盡頭。正如有人所說的：國家花了300多個億安置知青下鄉，卻換來知青、家長、農民的“三個不滿意”。國家對城市知青的安置費並不完全直接發給學生本人，而部分由基層和生產隊掌握。這是一筆純消耗性而非生產性、建設性投資，徒然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和浪費。由於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挪用知青經費留作他用，遂成為普遍性、長期性的痼疾，反而加劇了知青與地方的矛盾。多數知青下鄉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賴父母的貼補幫襯，多子女家庭的經濟負擔則更為沉重。許多孩子在下鄉時尚無獨立自理能力，無奈的父母只能為遠行的子女黯然神傷，夢牽魂繞，默默忍受著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與這場上山下鄉運動並行的是“走後門”之風的悄然興起和暢行。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與工農畫等號”、“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等極左口號的輝映下，是政治特權淋漓盡致的高揚。同為知青，在招工、招生、徵兵、入黨、提幹等方面沒有公平競爭的機緣。再加之封建“血統論”的肆虐，對眾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我至今還記得坐在蒙古包裡，翻看一本破爛不堪、無頭無尾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的一點感受：保爾·柯察金在戰場上負了重傷被送回其烏克蘭的家鄉，在其母親的精心照料下，經過一個漫長嚴冬的苦熬，終於戰勝了病痛。當他能夠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春天已經來了。當保爾終於能夠又一次站在窗前，向窗外樹枝上嘰喳鳴叫的小鳥問好的時候，面對著萬物復甦的大地，他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當他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動身離開家了。母親一邊替他收拾行裝，一邊擦著眼淚：只有在保爾遭遇病痛的時候，她才能與兒子生活在一起。當兒子養好了傷病，羽翼再次豐滿的時候，他就要像窗外的小鳥一樣飛走了。“他生活的根已經從鄉村拔走了，他喜歡城市裡叮噹作響的電車，喜歡工廠裡機器的轟鳴聲，喜歡看上下班時如潮水一般的人流，他嚮往著城市中火熱的生活。”當我看到此處時，不禁有些疑惑：我們被大批送到農村來，有什麼不對勁嗎？如果我們像保爾一樣，嚮往城市的生活，這有什麼過錯嗎？

二 知青們的貢獻與收穫

許多知青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懷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心與熱情，為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而戰天鬥地：改良農作物品種、傳播和推廣農業機械和農業生產技術、興修水利、搞農田基本建設、建小水電站，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和努力。在農村的艱苦鍛鍊，也使知青這一代人培養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難與挫折的意志品質，為祖國和人民勇於獻身的奮鬥精神。這一代知青在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已成為其人生所特有的寶貴財富。知青們到農村，帶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許多偏僻閉塞的鄉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響。知青們透過當基層幹部、鄉村教師、赤腳醫生和搞一些哪怕僅僅是低水平的農業科學實驗和生產技術革新而傳播了科學文化知識，一些農民子弟在知青的幫助下完成了較好的基礎教育，並透過進一步的升學走出了農村，進入了城市。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普遍輕視知識並排斥知識分子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在農村極其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使用簡單勞動工具、與勤勞樸實的農民從事同樣艱苦體力勞動的知青們，其有限的知識優勢也是難以發揮的，更何況這些知青也不過是一些未曾受過專業訓練的中學生而已。與國家現代化機遇和人才的喪失相比較，知青們對農村的貢獻實在是得不償失的。　。　想看書來

回憶與思考（11）

上山下鄉使知青們成為社會人生經驗最豐富，從而精神世界也變得豐富的一代人。上山下鄉多少彌補了他們所受教育的不足。他們的偏執、狂熱，是在那些偏僻的鄉村，在那些貧窮且沒有文化的農民中間逐漸冷卻下來的。他們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種嚴酷艱苦的環境中，多少得到了一些糾正和改變。並不是說貧下中農比知青更先進、更文明，而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越是偏遠的鄉村，其遭受政治風浪的波及就越少；那裡人們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態。這是在扭曲的時代裡才特有的扭曲的糾正方法。一些知青到農村後才瞭解到土地改革、1956年的合作化、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及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的真實情況，看到人民公社體制的一些弊端，如全國先進典型山西大寨大隊的那一套“自報公議”評工分的極左做法在農村現實生活中的困境。在繼續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同時，他們中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