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經濟的需要，加之錯誤的經濟決策，導致人口遷移多次出現大起大落。人口大遷徙使眾多城鄉居民成為不正常制度的犧牲品，如1958年“大躍進”時2000萬農民進城務工，繼而又將2000萬人遣返農村，把人口包袱甩到農村作為解決糧食和就業的手段，用經濟性的遷移來減輕城市的財政負擔。而從1964年起直到“*”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除了經濟因素（比如開發邊疆和山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之外，還帶著一種強制動員性的政治含義，是一條促進青年革命化、在“大風大浪”之中成長以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光輝道路；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簡稱“三大差別”），“反修防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

“*”開始兩年後，由於中學停課、大學不招生，企業基本不招工，數百萬正處於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狀態下的中學生們在城市裡無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也就日益成為城市裡的一個不安定因素，成為學校恢復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更有一些紅衛兵組織不忠實執行毛主席“復課鬧革命”的指示，依舊鬧派性、搞武鬥、製造事端。在“*”初期的紅衛兵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之後，解散紅衛兵組織以恢復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當“*”的風暴驟起之時，許多“*”前下鄉的老知青曾掀起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