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造成了有人無事幹，有事無人乾的不正常現象。其次，從產業結構來看，優先發展重工業、高積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鎮的就業容量。新中國成立後，限於當時的主客觀條件，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據統計分析：當時的每億元投資，用在輕工業能容納勞動力萬人，用在重工業就只能容納5000人。建國初期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採取了直接引進蘇聯先進技術和裝置的方式，越過了大量吸收勞動力的工業發展階段。再次，在新中國成立後近30年的時間裡，在第一、二、三產業的關係上，重生產，輕流通、輕服務，片面強調城市的生產性質，導致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甚至停滯、萎縮，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對人口的吸納能力。當然，造成就業難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錯誤的人口政策使中國多生了數億人，目前中國的勞動力總額為8億人，是整個歐洲勞動力總額的一倍。這是建國後由於政策失誤而留下的最大遺產，恐怕100年都難以化解。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和制度能夠妥善有效地解決這麼多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本來就很低，“大躍進”和“*”等歷次政治運動更加劇了經濟的停滯和破壞，城市中多餘的勞動力，只好被送往更貧窮落後的農村和邊疆，以緩解城市的財政和就業壓力。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世界各國加速城市化程序的時候，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大批知識青年送往農村。於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知青。

知青回鄉、下鄉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了，1955年12月，毛澤東在看到介紹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時，針對該鄉中小學畢業生回到自己在農村的家鄉後所發揮的作用，寫下了一段批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共青團中央的倡導下，經國家統一部署，全國有很多省市都學習社會主義蘇聯解決糧食問題的經驗，組織了以青年農民為主體的志願墾荒隊，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識青年的參與。如北京青年參與開發北大荒；浙江溫州青年開發大陳島；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參加新疆軍墾（1964年10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團中央（第一書記*）的關懷下由城市知青為骨幹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前就有去寧夏軍墾農建13師及內蒙古河套地區臨河縣插隊的。“*”前全國共組織動員了近130萬知青下鄉，其中有近百萬是1962…1966年下鄉的，他們中有很多是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和資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0萬上海知青中，就有相當多的人屬於這種情況。回鄉知青的人數則更多，當時的回鄉知青中有董加耕、呂玉蘭、邢燕子等全國聞名的典型模範；下鄉知青中有北京知青侯雋是榜樣。這就形成了一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回憶與思考（8）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開了全國六大行政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總理提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做長遠打算，編制出15年的安置規劃。1964年1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周恩來表示同意*總書記的意見，他說，我們腦子裡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要從這裡出發。關於下鄉的組織形式，主要搞好插隊。今後18年內，要有3500萬知識青年主要採取插隊的方法，到農村去　。1964年1月16日，*中央和國務院正式釋出《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前關於知青安置工作的綱領性檔案。動員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併成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特徵，在此後的十幾年間大體沿襲未改。其要點為：在國家的統一組織和嚴格計劃下，採取政治動員的方式；由國家發放安置經費；以將城市知識青年送往農村生產隊集體插隊落戶為主要形式，或集體分配到國營農場、生產建設兵團　。這就是說，由於人口政策和“大躍進”運動等一系列的失誤，加劇了國民經濟失調和勞動力就業的難度，即使沒有“*”，許多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鄉的。

從新中國人口遷徙的角度看，在傳統的體制下，我國對勞動力的安排服從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