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在考分上難以佔到優勢，而在年齡上又處於明顯的劣勢。他們以“*”多年來所形成的思維習慣斷定：國家容許30歲的老高中生們參加高考，只不過是拿我們這些人作陪襯罷了，因而連呼上當，有種被愚弄的感覺，說下次再不會受騙了。他們嘴上這麼說，其實心裡仍暗含著希望，又害怕因過高的期望值而傷害了自己。但他們沒有想到：1977年按照初中文化標準命題的高考試卷，竟然有98％的理工類考生不及格。春節一過，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陸續到達，廠宣傳科成為眾目所矚之地，每天都從那裡傳出喜訊，人們奔走相告，訊息頃刻間傳遍全廠。在這種氛圍中，尚未接到錄取通知書的人都在暗想：下一個會輪到我嗎？那些老高中生們都如願以償，打點行裝上路了，儘管被錄取的院校和專業並不盡人意，但他們對這來之不易的機遇還是非常高興的。只有呼聲很高、考分也很高的幾個人杳無音信，原因不明，因為當時還有政治審查這一關。有一個分數很高的“老高三”考生因不甘心而去查詢，居然連高考檔案都找不到了。可見第一次由各省單獨命題的高考，組織工作還不夠嚴密。在全廠透過了分數線的30多位考生而最終未被錄取的4個人中，不幸也有本人，雖然深感沮喪，也只好認命了。眾多同道金榜題名，極大地鼓舞了當初持觀望態度而未參加高考的人們：種種疑慮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躍躍欲試，摩拳擦掌準備一搏。我經過了一番調整，也逐漸從沮喪失落的心緒中走了出來，重整旗鼓準備再戰。當時我在廠財務科做出納工作，每個月都給那些工齡滿五年以上而進了大學的人寄發當月工資。在匯款單上填寫那些熟悉的名字時我曾想：哪一天有誰也會給我往高校寄工資呢？第二次參加高考，是1978年的7月。在湖北難耐的酷暑中，我們常常蹲在椅子上看書，因為褲衩總被汗水浸溼，椅面上常常是溼淋淋的一片，與褲子粘在一起，胳臂與桌面之間也常常要墊塊溼毛巾。第二次參加高考，我的成績仍然是差強人意，最終被中南地區的一所師範大學歷史系錄取。懵懵懂懂地去安陸縣城派出所遷戶口的時候，我想起10年前從北京將戶口遷往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插隊的情景，終於意識到人生命運的再一次轉折。這一次全廠又有50多人被各高校錄取。當我乘上火車去學校報到，看到車廂裡三三兩兩、興高采烈的大學新生們，真有一種如同夢幻般的感覺。因為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在“*”中是不可能上大學的。1977年底全國共有570萬人、1978年7月有618萬人參加了高考，這兩屆共錄取了萬考生，入學率僅為％。1977年、1978年、1979年這三年全國高校共招生88萬餘人，1980年以後才全面恢復了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大學生的高考制度。恢復高考培養和準備了一支堅決擁護改革開放並身體力行的骨幹隊伍，我們有幸最先站到了中華民族再次奮起騰飛的起跑點，最早嗅到了公正、透明的新鮮空氣。更多的同齡人卻在殘酷的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只能在今後的歲月裡透過成人教育的途徑來完成自己的學業。

回憶與思考（7）

在緊張的備考之餘，我幾次聽過一首為粉碎“四人幫”而創作的管絃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以後每次再聽到這首樂曲，就使我想起了難忘的高考。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改變和把握人生命運的一搏。

1998年10月31日

第三部分 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回顧與反思

一 世界城市化程序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程序中都伴隨著城市化，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眾多中小城鎮在鄉村中建立起來。在如今的美國，農民只佔全國人口的2％…3％，由於採用高新技術的農牧場創造了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額補貼，工業反哺農業，少數美國農民生產的農產品不僅供應本國人民有餘，還可以大量出口。而在我國，隨著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了絕對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透過發展個體經濟、私人經濟、小集體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來拓寬的就業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鎮青年的就業門路越來越窄。1952年城鎮個體勞動者人數有883萬人，到1978年減少到僅僅15萬人　，政府幾乎找不到緩解就業壓力的有效途徑。同時，“一五”時期的城鎮就業政策，伴隨著“三大改造”的程序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對勞動力實行統包統配，造成了待業人員對國家的依賴。實際上，國家既統不了也包不起，許多人只好消極地等待就業，而許多行業又有待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