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寒窗，我在畢業前考上了研究生，我們那一級800多人，只有25人上了研究生。因為南方大學比北方大學開學早，我提前離開學校，在同學師兄師姐們進行畢業分配的鬥爭時，悄然離開了他們。沒有趕上畢業典禮，至今不知道畢業典禮是什麼樣，典禮時應該怎麼表現，是哭還是笑還是哭笑不得。那個年月是包分配；　名額由上面下達；　鬥爭的結果是有人進了國家部委和省直機關；　有人卻去了縣城教中學。我相信，畢業典禮上肯定是有哭有笑。我年紀太小，這種事肯定爭不過，考了研究生早早溜之大吉也好。可憐的是還有很多自覺爭不過的，也上了考場，結果沒我幸運，只能下了考場再上戰場。成才與否，多取決於那個“畢業分配”，分配的好壞，往往決定了同學之間以後天壤之別的差距。計劃經濟年代的“分配競爭”與市場經濟時代的謀職競爭性質上完全不同。

七七級裡多數都當了官，而且不斷上升著。其中不少人在學術單位獲得了勢能後又重新揀起了學問，官場和學術上都有傑出表現，令人望塵莫及。做學問本來靠的就是綜合實力，能當官就能拿到更多的科研經費，學術上出成果會更快。所以當官也是救學問和做學問的途徑之一。

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