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張王牌。看我終於到了，他長出一口氣，惡狠狠地罵我一句什麼，然後推著我進教室，親手把卷子給我拿過來，“你行，好好答，看清楚，別糊塗！”在這之前，他就一直鼓勵我，說我是最有希望入選的幾個尖子，只要沉著冷靜，就能答出好的成績。當初覺得他小題大做，虛張聲勢，但現在想起來，那就像教練在賽前照顧自己的運動員，怎麼當時就不懂老師的苦心呢，確實是不懂事。我就是那麼輕鬆地獲得高考資格的。

高考前報志願，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北京大學中文系，並準備後面的志願都報各個等級的大學中文系，認為上了那個系就能當作家了。但韓老師苦口婆心地勸我差開科別報，萬一中文系考不上還有別的專業錄取我。我還覺得他是低估我的能力。他教了一輩子俄語，特別希望我第二志願報個外語專業，我不從，他就生氣，連罵帶哄，我總算第二志願報了外語專業。後來事實證明，那年中文系是文科裡的最大熱門，最難考，多數中文系的考生都進了歷史和哲學等別的專業，我進了外語專業，是這個志願挽救了我，成就了一個差強人意的翻譯家。外語專業起步階段是念書而不是讀書，比的是鸚鵡學舌的本事。人年輕自然書就“念”得好，因此讓我有了信心。而如果我有幸進了中文系，以我17歲高中在校生的水平和那些長我十來歲的飽讀詩書的同班師哥師姐比，我會徹底崩潰。

兩個月後高考那幾天風雪大作，簡直是冰天雪地。我每天趟著雪趕到考場去考試，一路上幾次差點滑倒。我們穿著棉褲棉襖，戴著棉帽子，教室裡生著火，但依然凍得手發僵。我很幸運，我是在母校保定三中的考場考試，我的座位正好是我初中二年級時坐過的那個座位，加上我對高考並不熱心，答題時我很放鬆，輕而易舉就考上了。

但因為我上的大學不是一流大學，專業也不是我要考的中文系和俄語系，而是英語專業，我要從頭學英文，所以我是悶悶不樂地進了大學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後來才知道30年前那個歷史性的冬季，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570萬人過獨木橋的壯觀場景，並世無儔！但26　：1的殘酷淘汰率僅讓20萬人上了大學，讓550萬人積壓了十年的大學夢化為烏有。那是民族的盛會，亦是百萬人和他們的親人精神的滑鐵盧。可我就那麼輕鬆懵懂地走過來了，根本不懂恢復高考的“重大意義”。我只是高中升大學而已，和那些蹉跎了很多年的師哥師姐們心情完全不同：他們在農村和工廠幹了很多年，有的都是孩子的父母了，那次如果上不了大學，就永遠埋沒在社會最低層了。而我才17歲，還有很多機會，還可以考幾次大學。我身後沒坎坷，沒有什麼陰影，我純粹是來上大學的，很在意上的是什麼樣的大學，學校風景美不美，學校里名教授有多少。因此我上了大學，反倒不開心。這心情在當年被大家視為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是有毛病。幸福的人就在於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幸福。

沒有冬玫瑰的1977年（3）

上了大學後，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識的貧乏。原來我們整天忙著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到部隊學軍，接觸社會本是好事，可就是沒有學什麼知識，甚至鄙視知識，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五年中學下來，據說知識水平只相當於“*”前的初中生。我這個優等生充其量是“*”前初三的中等生。而大學裡使用的教材不過是“*”前的舊教材。英語專業的課本還是蘇聯專家審定的那些。文學課的任務是補讀“*”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資產階級文學”名著，從莎士比亞、狄更斯、傑克·倫敦的小說和彭斯的詩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話英文字念起。等於過去的十年我們沒有進步，知識斷層很是嚴重。所以我必須心無旁騖，埋頭苦學，緊趕慢追，在教材之外多補一些更新的知識，爭取畢業時上研究生。這個時候我狂熱地愛上了外國文學，準備以後成為一個學者和翻譯家。

而七七級裡多數人因為年齡的關係，上大學除了補充知識外，他們更關心的是畢業後在社會上站穩腳跟，獲得自己的地位，當官，做社會的主流，因此最現實的是找好的工作單位、分配在好的城市。因此他們在校時就熱衷於社會活動，為自己畢業後的仕途打基礎。可能是年齡上的差距，讓我與那個“成人”世界拉開了距離，他們所熱心的都非我的關切，所以我基本上是遊離於整個七七級大環境的少數“小孩”之一，僅僅熱衷學問。估計那時我的形象倒像《青春之歌》裡沉迷於故紙堆的那個餘永則。也許我本來也是有從事社會活動的熱情，但在這些大齡生面前自慚形穢，所以根本就退避三舍，只讀書考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