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4年就讀於河北大學外文系（七七級）和福建師範大學外文系（八一級研究生），文學碩士。以黑馬為筆名出版勞倫斯作品譯文十餘種，出版《混在北京》等長篇小說及散文隨筆集多部。

平實的我看電視裡位高權重、指點江山的他們，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裡，我是個小城的后街男孩，沒見過私家花園，更沒見過大雪裡玫瑰開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師催著去參加高考的，被他逼著報了外語專業，被裹挾著成了七七級，苦學苦練，加強知識修養，慢慢成長為一個差強人意的翻譯家和作家。這是我這個文化基礎薄弱的窮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結果了。30年後，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園並在花園裡欣賞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與這些叱吒風雲的七七級師兄師姐的幸福感比是那麼渺小但實在……也就是說，我是“*”後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學生。從我開始，上大學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學本身並沒讓我產生天壤之別的質變，我依舊是我。或許，這就是我這類七七級小部分人的意義。

1977年10月裡突然宣佈12月就開始恢復高考，全國為之沸騰，積壓了十年的高考熱情像火山一樣爆發。下鄉的知青、工廠的青年工人，還有各個行業裡的青年立即開始緊張的複習。那兩個月，幾乎家家都有一個或幾個人在忙著複習參加高考，有的是父子或母子共同備考。最忙碌的是各個中學的高考補習班，教室裡燈火通明，一直亮到很晚。各個學校門口出出進進人流如織。學校外燈光昏暗的街道上是成群結隊喧鬧的年輕人，像過節一樣。特別興奮的當然還有那些“*”前就帶畢業班的老教師們。他們有十年沒有送過學生進大學了，現在終於迎來了自己業務上的又一個春天，又能以高考錄取率為衡量自己業務水準的標誌了。那是他們當教師的價值所在，尊嚴所繫。他們和參加補習的學生一樣興奮，都是義務地為大家做輔導。那個年代根本沒有加班費或講課費這一說。在補習的人們眼裡，他們就是通向大學的指路明燈，看到他們就像看到救星，感到他們站在講臺上的身姿特別威嚴、優雅。

每天晚上走在參加補習的人流中，我的感覺很是異樣。作為在校生的我，其實對此根本不熱心，因為我早就從肉體到精神上準備好下鄉當社會主義新農民，改天換地建設新農村。突然要恢復高考，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人生的道路要變了，我甚至傻傻地希望那不是真的，那樣我還可以照樣下鄉，實現自己為之準備了多年的革命理想。我早學會了針灸，還學了中草藥知識，準備下鄉去當赤腳醫生，給缺醫少藥的農民看病。那時有個電影講這種“赤腳醫生”，插曲歌詞是“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我就是準備去暖千家的。現在看來我那時是個多麼淳樸的小城市少年啊。按照當時的政策我是屬於被照顧可以不下鄉的，在城裡當工人，也可以留在中學裡當代課教師。但我決心要下鄉，因為除了要“暖千家”，我還有一個理想，就是一邊當鄉村醫生，一邊寫出一部農村長篇小說來。那個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個浩然那樣的農村作家。因為那個時候小說很少，而浩然的小說寫的就是我的家鄉河北中部的農村生活，家鄉方言讓浩然提煉得如此精當，如此活絡，讓我感到親切、令我崇拜。我真高興自己的家鄉出了這樣的大作家，認為自己有條件學他的樣子，甚至可以超過他呢。年輕，真好。恢復高考打碎了我為之辛苦準備多年的浪漫革命理想，估計上大學畢業後就得變成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城裡無病呻吟了。那個年代我全盤接受了革命理想教育，心裡就是這麼想的。

沒有冬玫瑰的1977年（2）

難忘的倒是這之前的選拔考試。在校生要參加高考必須先參加選拔考，名額只有3％。為此，各個中學都組織了隆重的選拔考試，氣氛十分緊張而熱烈。原先評價一個學生優秀與否都是看他是不是當了團幹部，是不是有體育和文藝特長，是不是有群眾威信，是不是在學工學農活動中吃苦肯幹和手藝靈巧，現在則要比誰的文化課成績好了。那幾年為了爭先進、當學生幹部，我從來都是逼著自己在勞動中吃苦，在學工中苦學技術，認為這樣鍛鍊自己才能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現在評價一個人的標準變了，為了證實自己在學習上也出類拔萃，為了爭口氣，雖然不熱心，但還是興沖沖地參加了選拔考試。那兩天正是秋雨連綿。那時的秋天比現在冷多了，我記得我都穿了毛衣毛褲，卻光著腳丫子穿膠鞋（為了少洗一次襪子）。一路打著傘跑到學校，手冰涼，腳冰涼，心裡也冰涼。我下午遲到了，人家都開始答題了，班主任韓老師焦急地在雨地裡等我，因為我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