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他在日記中寫有抵達漢口後的心情。他說：“明日謁委座，對於宣傳必多指摘。聞最近肝火甚旺，難免謾罵；如傷及人格，餘當不服也。”188

周佛海在重慶這短短的一個月零10天的時間裡，不是全力以赴地發動民眾，宣傳抗日，喚起民眾的抗戰意識，而是如他自己所說：在宣傳上和理論上“和共產黨徒及孫科等準共產分子”，奮鬥了一個多月。189在他看來，誰要主張團結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誰就是共產分子。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反對抗戰之心理到了何等喪心病狂的程度。

他到武漢以後的態度又是如何呢？他說：

“那個時候，武漢的景象，已非常蕭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間，召開慶祝*的民眾大會。我當主席，我竟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勉強說幾句違背良心的話，郭沫若（時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筆者）忽然造個謠言，當眾報告軍令部來電話，南潯正面大捷，殲滅了8000多敵人，還有1萬多正在包圍中。於是群眾跳躍歡呼。……低調主義者，聽著高調，已經是心煩意亂，還要跟著唱高調，我還能長久忍耐下去嗎？

從擁蔣到反蔣（6）

天外飛來的訊息：廣州失陷了。武漢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當這種嚴重的局面，一定頒佈一個宣傳方針，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實在找不出什麼理由，可以說話。要說武漢沒有軍事的價值，那麼，以前為什麼要高唱保衛大武漢？要說敵人越深入，他們就越困難，那麼，為什麼要抵抗，為什麼不就請他們深入呢？假使有個老百姓問我，鄙人忝為宣傳部長，實在無詞以對。”190

周佛海到漢口不久，時局日益危急。10月12日，日軍在大鵬灣登陸，國民黨軍隊失於防範，廣州陷於敵手。14日，周佛海便準備於19日飛離武漢，但他擔心因此會有“膽怯之嫌”，因改至25日。16日，蔣介石決定不固守武漢。並決定於25日停止飛機飛行。聞此訊息，周佛海非常焦急，擔心屆時不能離開武漢，於是便託人向航空公司交涉，將機票提前。22日，當得知當日有往成都的飛機時，便不顧一切地立即往機場，登上飛機，倉皇逃離了武漢。他對自己的逃出，感到非常的慶幸。他說，如照原計劃25日離漢口的話，他一定不會逃出。

周佛海返回重慶後，與汪精衛之間的聯絡更加緊密了。8月18日，他在出席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之後，即隨汪精衛赴其上清寺一號寓邸，“談政局及宣傳問題”。24日，又與汪“談外交及宣傳問題”。至於他們在一起參加各種會議接觸之密切，那就不用說了。

周佛海記日記是很注意“保密”的，不僅他個人的私生活從不直接涉及，尤其政治問題，更是慎之又慎，因此，正是由於如此情況，我們對他日記中的“談政局”及“談外交”等記載，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認真考察。所謂“政局”當然是戰局的發展；所謂“外交”絕不是國民政府當局的“外交”，而是他們暗中與日本進行的秘密交涉。

原來，高宗武由日本攜回“希望汪先生出馬”的決定後，不僅使汪精衛深為動心，躍躍欲試，積極行動，而且也使周佛海大受鼓舞，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因此，積極鼓動汪精衛出馬，響應日本的號召，與之交涉中日“和平”。由此，汪與日本之間開始了暗中秘密交涉。周佛海與汪精衛商外交之進行，也就是指代表汪精衛的梅思平在香港與日本交涉的進展情況。

高宗武在返回香港後不久，由於肺病復發，不得不往上海住進了醫院，因而與日本間交涉的任務，則由周佛海任命梅思平代替。

首先與梅思平進行談判的是日本同盟通訊社駐華中（上海）分社社長兼華南（香港）分社社長松本重治。據松本重治的*《上海時代》記載：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間，梅思平與松本之間，就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與辦法等連續進行了五次會談，梅思平稱：“和平運動必須由汪兆銘先生領導，周佛海和我們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幟下，已經行動起來。而且和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將領及廣東的張發奎等人進行了聯絡。”

此後，梅思平、高宗武與西義顯、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進一步的談判，並擬定了實現中日“和平”的詳細方案。正是由於這一秘密交涉，終於使周佛海走上了擁汪反蔣，叛國投敵，另立偽政權的罪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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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皇出逃（1）

10月14日，梅思平曾電告周佛海，說他準備近日來漢口轉往重慶。由於武漢危急，所以梅思平21日便直接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