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飛往重慶。

梅思平此次來重慶的重要任務，就是向周佛海、汪精衛呈交他與高宗武在香港與日交涉所擬定的“和平方案”。促使汪精衛“出山”。22日，周佛海由漢口飛往成都，23日與時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的陳公博會見，周佛海“將外交最近真相，略為報告。”24日，周佛海飛抵重慶之後，梅思平、陶希聖相偕來見，“談各項重要問題”。19125日，周佛海與梅思平、陶希聖3人再度商談後，即於是日下午往見汪精衛。

從25日起至11月1日間，汪精衛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以及陳公博、陳璧君等人，連日秘密舉行會議。決定由汪精衛“出馬”，另立反蔣*政府，與日本實現“和平”；並派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本當局就“和平方案”作進一步談判。

汪精衛作出如此決定，既反映了他對抗戰形勢的悲觀，也表現了他的強烈的政治野心，妄圖依靠日本的支援，實現自己多年來一直未能如願的領袖慾。

早在廣州失陷後，武漢失陷前，即10月11日和21日，汪精衛先後兩次接見外國記者，宣稱中國並未關閉和平之門，只要條件適當，是願意與日本實現和平。他說：“中國在抵抗侵略之際，同時並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不過此次調停之能否成功，須視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為斷耳，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則或可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絕無談判之餘地。”192由汪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汪精衛已經決定了與日本之間進行直接的“外交”談判。會議中所討論的重要問題，必然是條件問題。其具體辦法是，既然蔣介石不願自動下野，汪精衛不可能在重慶取代蔣之地位，與日本主和，那就由汪精衛出面，在蔣介石勢力之外的地方，另立反蔣*“新政府”，藉此取代蔣介石之重慶國民政府。

周佛海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與日本談判“和平”，擁汪另立反蔣*“政府”，也同樣反映了他對抗戰前途的悲觀失望。在他看來，廣州、武漢的失陷，已是抗戰的失敗。10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蔣介石）過去一誤再誤，中國竟亡於國民黨之手，千秋萬世，決不為吾人諒，吾人豈為歷史之罪人也！去年滬戰發生，餘與希聖、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輕，莫挽危局奈何！”193他對時局的估計是：日軍在佔領廣州、武漢之後，“必繼續攻佔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194於此，國民政府再也無處可遷。因此，抗戰絕無前途，不如另謀出路，以實現自己“更大的政治理想”。195

但是，周佛海雖對形勢如此觀察，也無絕對把握，因此內心仍是七上八下，充滿矛盾。他在10月28日的日記中說：“晚赴汪先生處便飯，詳談中國情形及出路頗詳，惟將來究竟如何變化，預料。”10月30日的日記又記有：“晚赴汪宅便飯，並商談時局。實難決疑定計，實非易事也。”是晚，他“輾轉不能成寐，英雄造時勢歟？時勢造英雄歟？時勢如此，能否旋乾轉坤，使國家不至於滅亡，端賴今後努力，惟國運如何，實未能預料也。”31日的日記中更寫道：“默唸凡事均不易照計劃順利進行，故無論何事，如生枝節或挫折，不必灰心；意外，挫折，必須預料，萬不可以計劃一定，即可成功，世界上決無此種如意算盤也。”196但他斷定“大局如何變化，本月內或有明顯趨勢。”197

倉皇出逃（2）

梅思平帶著汪精衛、周佛海等人決定的“和平方案”，於11月2日離開重慶，經河內於11月9日返抵香港。接著，便與高宗武，分別乘船離香港往上海。12日，梅思平，13日，高宗武相繼抵上海。

從12日梅思平到達上海的當天晚上起，至14日晚，由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本參謀本部代表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之間連日舉行談判，並達成初步協議。15日，今井返回東京，向陸軍省及參謀部首腦會議報告談判結果。由首腦會議作出決定：“以這個協議內容為基礎，大力推進日華和平運動。”為了簽署協議，由陸軍省派軍務課長影佐大佐、參謀本部派今井武夫為日本方面代表赴上海。20日，雙方再度談判，並在《日華協議記錄》上簽字。除此，雙方還對秘密協議記錄取得了一致意見，由於事先得到汪精衛的同意，因此，梅思平與高宗武兩人未在秘密協議記錄上簽字。198

上海會談所達成的一項重要協議，是決定由汪精衛出面聯合雲南、四川及廣東將領，在蔣介石勢力以外的地方，另立“政府”，並以此取代重慶國民政府，而與日本實現“和平”。為此，雙方還擬定了汪精衛今後的行動計劃。

他們舉行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