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也不是黃仁宇、唐德剛等海外學者的專利，身居中國內地的當代學者，也可以擁有同樣的智慧和能力。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丁東序（2）

張宏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讀於東北財經大學，學的是投資經濟管理，供職於中國建設銀行葫蘆島分行。到今天為止，他的本職還是建行的一名客戶經理，寫作方式完全是業餘。他研究歷史，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純粹是出於興趣。未在中國的大學接受史學專業訓練，倒成了他的優勢。我在歷史課上被灌輸了滿腦子格式化了的教條，他卻沒有框框，也不受學院派行文規範的約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靈和直覺與古人對話，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體會古人的喜怒哀樂。他也吸收中外史學的思想成果，但雜取各家，為我所用，而非頂禮膜拜，獨尊一術。西哲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研究，說到底是今人對過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張宏傑的長項，也不是他著力的重點。他的興趣，在於以一個當代人的眼光，去感受歷史人物所處的複雜環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們隱秘的內心世界。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賊子亂臣，在張宏傑筆下，都由冰冷的史料，變成了鮮活的形象，讓我們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權謀、無奈、殘暴和血腥。吳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讀史不論多麼深刻與老辣，我都不會驚訝。而張宏傑今年只有三十三歲，如此年輕，品讀歷史的目光卻如此老到，則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史學的當代性，我覺得還有一層意味，就是從歷史中讀出現實。溫故而知新，這正是讀史的樂趣所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本來，古人和今人的區別，遠遠小於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你可以感覺古代中國是當今中國的影子，也可以感覺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親身體會了太多的甘苦炎涼，更容易看懂歷史上的進退興亡。這種研究歷史的現實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傑的文字和一般讀者的心理距離。

這裡不妨從張宏傑的書中試舉幾例：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央要求各地政府發給農民“明白卡”，讓農民明白自己應該負擔的內容。這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發明創造，早在清代就已經想出了這個辦法。這個“明白卡”在那時叫作“錢糧易知單”，“示以科則定數”，告訴百姓們上繳錢糧的定數，以防官吏矇騙，私下多收。

這兩年，全國許多地方的街頭都建起了這樣的宣傳牌，內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二十字”：“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頭街口即都建有六諭臥碑，內容是明太祖朱元璋為天下百姓規定的“道德規範二十四字”：“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文化大革命”時，人稱毛主席語錄為“寶書”，全國興起了背毛主席語錄的熱潮，各地紛紛召開講用會。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語錄式作品《大誥》就已經成為《毛主席語錄》出現前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稱頌為“臣民之至寶”。朱元璋曾命令全國人手一冊《大誥》，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學習：“令民間子弟於農隙之時講讀。”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間學《大誥》先進分子，“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並舉行盛況空前的“講用大會”，“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

至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跡似於曾國藩的湘軍軍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頌神佛的樂曲，這種文化惰性強大，有時候確乎使我對自己身處何地，身在何時，感到恍然。

宏傑說，數年前，史學家戴逸教授讀了他的作品，曾表示願意做他的博導，收他做關門弟子。但他憚於學習外語要付出無謂的精力和時間，沒有及時呼應。近年來，隨著對歷史探索的深入，這種在銀行系統進行業餘寫作的生活方式終於使他感覺到了限制。他和我談到過這個問題，考慮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學院的入門資格，或許能夠方便於今後的研究。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丁東序（3）

我把他的著作向兩位具有博導資格的朋友推薦，他們都對宏傑的才華頗為賞識，表示願意幫助他以這種方式進入學術界。然而，不知是由於怕學外語，還是懼怕學院式的工作方式對他的寫作帶來侷限，他至今沒有下定決心。不管張宏傑最終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願他能獲得一個更自由更如意的平臺，寫出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