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共產黨組織，特別是黨中央和黨的主要領導人出了問題，所以，才導致共產黨組織自上而下的解體，喪失了執政黨地位。

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國家在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一次次武裝干涉失敗以後，一直沒有放棄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滲透。對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他們採取敵視態度。說中國政治制度改革，使人們“對黨的領導作用提出某種挑戰就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在他們看來，中國共產黨“這種執政黨，同一個更現代化、更復雜的社會中公民真正自發地參加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活動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個社會視為阻礙社會進步和社會福利的主要障礙”。所以，他們對我們要“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

那麼，我們黨和國家能否在這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中取勝，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實行正確領導，而能否實行正確領導，關鍵取決於我們黨是否有一個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這個領導集體能否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埋頭實幹。這是鄧小平著眼於國際局勢，從宏觀角度，對建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思考。

鄧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國內外享有崇高威望。雖然他沒有擔任過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務，但他的“關鍵作用”是別人替代不了的。

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4）

然而，鄧小平多年來一直認為自己“分量太重”，國際上好多國家也把對華政策放在自己的身體健康上面，這種把“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有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正因為如此，他謝絕了黨和人民推舉他為黨中央主席、總書記、國家主席的願望，推薦比較年輕的領導同志在第一線工作。從80年代開始，他就有意識地少做工作。他說，我的方針是工作越少越好，目標是完全不工作。有時候出點主意，比較重要的問題上參與一些。他還風趣地講，這是“儘量偷懶”，是最大的“官僚主義”。1989年，他在處理了那場政治風波之後，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初建，黨和人民仍然需要他的經驗和智慧之際，義無反顧地辭去了中央軍委主席職務。9月4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幾位常委專門商量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告訴他們：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處。猶豫這麼幾年，已經耽誤了。退休方式，簡單化可能比較有利，“而且從我開始簡化更有好處”。他對退休後的軍委主席人選作了交代，並且不希望第三代領導集體建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宣佈自己起個什麼作用。

多年來，鄧小平經常講：“可能我最後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廢除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他認為自己在身體健康時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對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有很大益處。因為這樣有利於樹立新領導集體的威信，鍛鍊其工作能力，以便他們早日全面擔負起重任。鄧小平從微觀考察，從自己退休這個具體問題入手，解決了毛澤東在世時也未能解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終身制問題。經過十多年的深思熟慮，鄧小平對應該建立怎樣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一些意見。

鄧小平認為，“要選馬克思主義者”，要選“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上好的，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很顯然，鄧小平主張要使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鬥爭中經得起考驗的人進入領導層，只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中青年幹部接班，最重要的是要接老同志“堅持革命鬥爭方面的英勇精神的班。”鄧小平幾次講：“幹部不是隻要年輕，有業務知識，就能解決問題。”還必須講政治、顧大局，保持清醒的頭腦，在鬥爭中堅持正確的方向。

在1985年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一方面為會議補充了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優秀幹部到領導崗位表示欣慰，認為這件事在黨的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同時也諄諄告誡：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別是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後，鄧小平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又指出：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於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經過這場政治風波以後，“大家的頭腦清醒了。”

所以，鄧小平希望，全黨各級幹部，首先是黨的領導幹部，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定的時間學習，“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