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了十多歲，實現政治局常委的比較年輕化。

本來，鄧小平準備在十三大上，不擔任黨和國家的任何職務。但是，根據全黨的共同願望，他只好半退，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不過，他要求軍委主席下邊設第一副主席、常務副主席。放手讓在第一線工作的年輕領導人獨自處理問題，有意識地少做工作，以便自己漸漸脫離政治舞臺。

（三）1989年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後。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還沒有平息時，5月31日，鄧小平同###、姚依林談話，6月16日，他又和###、###等人談話，集中講述了自己對組成一個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想法。此後，他在與黨內、軍內同志談話和會見外賓、友人時的談話中，從不同側面繼續講述自己對新領導集體的期望和要求。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全會選舉###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標誌著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建立，全面體現了鄧小平關於建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思想觀點。這是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特別是鄧小平在晚年為黨的事業做出的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明確地把我們中央領導集體按代來劃分，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1935年遵義會議以前，還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以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核心是毛澤東，成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任弼時，任去世後又加了陳雲。中共八大組成了毛劉周朱陳和鄧小平在內的六人常委會，後來又加了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感到我們黨這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集體都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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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3）

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反動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並率領人民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當然，這個領導集體“前期是好，後期搞‘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我們黨仍始終保持以毛澤東為核心，以至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內亂，也沒有能把共產黨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又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有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等，其中，鄧小平所處的地位，是“核心”、“領班人”、“主要決策者”。

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面實行撥亂反正，堅決扭轉了全黨工作長期以來徘徊不前的困難局面，“搞了改革開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路線，而且真正幹出了實績”。同樣，因為有鄧小平這個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發生了兩個總書記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鄧小平等老同志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先後挑選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是選錯了人。同時他們還注意到，靠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們根據當時實際情況，按照鬥爭經驗、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條件，先後提出兩個人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但都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實事求是地講，雖然“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在當時，“也只能作出那樣的選擇。”

上述歷史經驗和教訓引起鄧小平深思。所以，他在談話中多次講述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來龍去脈，領導工作中的得與失，目的在於使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少走或不走彎路，儘快地成為一個有能力的成熟的領導集體。這是鄧小平從歷史角度，對建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這一重大課題的考察和論證。

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勇敢奮鬥幾十年的老戰士，鄧小平對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政局變化的主要原因記憶猶新。30多年後，他還講，斯大林逝世後，由於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上臺，改變了列寧、斯大林的正確政策，這是很大的教訓。

80年代至90年代，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重大變化，特別是90年代初，具有七八十年曆史的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聯盟共和國的迅速解體，引起鄧小平更大警覺。他敏銳地意識到，東歐變化和蘇聯解體，主要是這些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