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差人五錢銀子，便“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私信變成公文走驛站到了家。

而抓獲朝廷大官這類重大的行動，都能用來交易確實令人目瞪口呆。東林之禍時，武進縣有一個人送了一千兩銀子給魏忠賢的死黨李實，請求他逮捕禮部尚書孫慎行，果然孫氏被充軍。

崇禎十五年（1642年），御史楊學願上疏，深表廠衛出京“執行公務”之害。他建議：“外臣獲罪，但敕撫按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產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饋，為害滋甚。”本來道理很簡單，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官員，當地的巡撫巡按完全可以解決，非得由錦衣衛出馬，無非是要藉此中飽私囊。崇禎皇帝接受上疏的建議，下旨：“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錦衣衛校尉，毋得奉差需索！”可這道旨意沒什麼實質性意義，因為離大明亡國，崇禎自縊於煤山只有兩年了。執法活動公然成為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明不亡真是沒有天理了。

這個倒黴的假校尉李國柱，只是一個例外，他實在不走運，恰好碰上人民群眾造反，誰想到一向被視為溫順的江南民眾也會有受不了而奮起反抗的時候。

附：《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前，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僕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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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男人割掉最重要的東西后（1）

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中，有好幾個江湖高手為了練成最高層次的武功，不惜自己去掉自己的那東西，變成一個閹人，如東方不敗和嶽不群。

“欲練絕世武功，必先揮刀自宮”，這是小說家演繹出來的一種武學上的因果關係，現實中不可能存在。但這個現象卻有某種象徵意義，那就是男人一旦捨棄了他最重要的東西，他必然會專心致志去做一件事，希望在別的方面得到補償，以證明他比一般的男人還像一個男人。《笑傲江湖》那些自我去勢，變成不男不女的江湖高手，練就絕世武功的目的只有一個：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葵花寶典》的象徵意義在於：男人要取得非同尋常的成就，必須壓抑甚至犧牲最符合人性的東西。那麼對男人的肉身和心理來說，捨棄性慾可算是犧牲了最原初、最本能的東西。生殖器承載了男人人生最高的榮耀和最重要的快樂。連這些東西都不要了，那麼所希望得到的補償絕非俗世的金錢能衡量的。

一種就是精神上的最高追求，留萬世之名，成千古偉業。比如司馬遷被漢武帝施以宮刑後，要洗掉這種恥辱，只能懷著孤憤痛苦，寫了史家之絕唱的《史記》，用他自己在《報任安書》中所說的那樣：“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還有一種就是權力上的追求，這就能明白為什麼太監比普通人的權力慾更強，更善於弄權，得到權力後更加狠毒殘酷。——他具有一種極強的補償心理，閹割後失去了男人的尊嚴和功能，只有手握大權，讓那些健全的男人匍匐在自己的腳下，心理上才能有一種平衡。就如東方不敗和嶽不群一旦統一了江湖，能號令天下的英雄，誰敢說他們不是偉男子呢？

魏忠賢，就是明朝熹宗年間的一位幾乎練成《葵花寶典》的東方不敗。

大多數太監，是還在孩童時被淨身入宮，被動地當了太監，而魏忠賢不然，他是真正的揮刀自宮，進宮做太監的。楊漣彈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狀，第一條就是說他：“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明史·宦官傳》說魏忠賢是河北肅寧人，“少無賴，與群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欠了一屁股賭債的魏忠賢，如果在老家按照正常的人生軌跡，他不可能發達，將永遠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