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只能寬容她。而很多士大夫，自己道德敗壞毫無氣節，卻要求閨房裡的妻妾成為貞節烈婦，這樣的人真的可惡。

錢回到老家後，有無名氏在蘇州虎丘的石頭上刻了兩首七律，諷刺錢謙益，其中一首有四句這樣說的：“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這詩對錢來說，可算是剝皮式的挖苦。這首詩記載於陳子龍的遺著《陳忠裕公全集》中，並記載，錢謙益見到這兩首詩後，數日內很不高興。——他能高興起來嗎？而這陳子龍，正是柳當年深愛的舊情人，最後因抗清而死。柳如是對和自己最親密的兩位男人的不同選擇，不知會有何種感想？

科場風氣和國運

明清兩代，科舉制度十分完善，歷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視科場風氣的好壞，對舞弊計程車子和考官不惜痛下殺手。到了明末，相對公平、嚴肅的人才選拔制度被損害，各種託關係、走門子、賄賂考官的行為層出不迭，一直到明亡後，清入主中原，又重新開始對科場風氣的大力整頓。

明末清初的野史《研堂見聞雜錄》，作者在書中記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蘇州府科場風氣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如何迅速被敗壞。

作者說，他年輕時成為庠生時，那個時候童生考秀才，“從未有以賄得之者，惟達官貴人真子弟，方能勉附其末”。那時候高階官員子弟較貧寒子弟更容易成為秀才，是制度上認可的一種政治特權。

“後積弛幹請囑託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見矣。”透過各種關係可以中秀才的風氣開始萌芽，但程度不厲害，作者說，那些透過走後門成為秀才的人，生怕別人知道自己的事，多方掩飾，以別人問自己功名的來歷為恥，別人說到這種賄賂獲得秀才資格的事情，自己的臉會發紅。此時，可見讀書人階層的道德還未變壞，人普遍還有廉恥之心。

“至今日，而督學使者，以此為囊橐之資，每案發，其賄得者居大半，而父兄不務藏飾，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間固宜有是事。”科考一旦成為主持其事官員的發財途徑，靠賄賂而得秀才不再是一件恥於被人知道的醜事，可見科場風氣已壞到什麼程度。作者提到當時任蘇州一帶的學臺張能麟，每次考秀才，“前後名有定價”，透過這種渠道向他打通關節成風，自己搜刮飽了後，他不忘利益均沾，“縉紳達官廣文孝廉承差役吏，無不及業”。凡是能和考試沾上一點關係的人，都能分到好處。

這樣搞下去，結果是“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而童子科為尤甚，未試則以帖下州縣，每縣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納”。而底下的州縣，借這股考試的東風，進行搭車亂收費，“如收捐納，如納稅金，無顧避”。等到考試的時候，“府道之所屬，臺憲之所致，鄉大夫之所懇，教官之所求，庖廚隸胥之所瀆收，牙婆媒氏之所關說，幾於如煙如海，不可勝計”。透過考試發不義之財已經成了一項產業，有了專門的中介人員，連管事官員家中的廚子、僕人也敢收錢。賄賂公行，便有交了錢也沒有考中的童生，更有一些本來得到了中秀才的喜報，因為交錢稍微晚一些，被出錢更多的人頂替了，最後正式名單中仍名落孫山。

蘇州是文風鼎盛之區，科場之風這樣差，對整個社會風氣當然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有個叫李漢的秀才，睹此不平上書來蘇州監察風紀的巡按，巡按剛準備收拾張能麟，卻因被陷害，調走了。這下張學臺又像胡漢三一樣回來了，到處追索舉報他的李漢，害得李漢在張學臺任期，不敢回家而亡命天涯。

不獨考秀才的縣、府、院試，考舉人的鄉試也舞弊成風，這樣的風氣到了清順治年間到了頂峰，剛剛在北京坐穩龍廷的清朝皇帝不能坐視下去，明亡的殷鑑不遠。順治丁酉江南鄉試科場案案發後，兩位主考官被腰斬，十六個分房考官被絞殺，他們的妻子兒女被流放東北寧古塔。

經過新朝廷嚴刑峻法的懲治，到了康熙朝，科場風氣才得以根本性好轉。

黃宗羲的幸運落第（1）

黃宗羲是中國十七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學術家之一，這點應該無人質疑，可他的考運很差，終老都是一個“諸生”（秀才），連個舉人都沒有中，用科舉時代一句話來形容，便是“久困場屋”。但正因為他科場的不得意，才使他能幸運地在明清交替那個天崩地裂的混亂年代，活到八十五歲，能有時間和精力專心學問，而成為比那些科場得意者更優秀的大家。

黃宗羲的科場失意有很多因素，首先是他因為有一個眼界開闊、思想超前的父親黃尊素，黃尊素自己年輕時就注重經世之學問，而不太留意八股制藝這類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