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我鍛鍊身體，我磨礪意志，我犯了紀律不檢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話寫成書，我一條路走到底……無非是在表現自己的獨立和力量。

我對母親的意見，也曾向她提過。在1986年2月5日給母親的信中，我解釋了為什麼給她寄《法制日報》那篇有關遺產繼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寫道：

媽總說：孩子沒有小羅對你好。其實，是你偏愛小羅勝過孩子。我們是多麼希望能得到一點媽媽的愛，能多多給媽媽一點愛，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場啊！

孩子沒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種謙恭卑順過頭的人應須小心。

隨著母親一年一年變老，她在變化。

自從我的書《血色黃昏》1987年底出版，並獲得很大反響後，對她是個震動。張光年告訴她，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寫文革寫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對她說，你兒子炸了一顆原子彈。馮牧為這本書熱情奔走，還批評了評論界。——這一切證明她當初反對是錯誤的，對她有所觸動。她開始承認了我，改變了對這本書的態度。當有人說《血色黃昏》粗糙時，她還挺身而出替這本書辯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她與秘書瀕臨絕交，我們的共同語言大大增多，她常常來電話，關心我的處境。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她數次給我家打電話，詢問我的下落，為我擔心……我們徹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了訪問學者之後，寫信請她幫忙買一本學英文方面的書，她立刻託人去買，跑了很多書店也沒買到，結果給我捎來了四五本別樣的書，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