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了訪問學者之後，寫信請她幫忙買一本學英文方面的書，她立刻託人去買，跑了很多書店也沒買到，結果給我捎來了四五本別樣的書，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給我來信說：

兒子：

兩年多不見了，時常想起你來。看見利利和肖肖，還有些安慰，現在他們也要走了，心裡很有些悵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記中說：

這個兒子在美國的花花世界裡，仍然過著勤儉樸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寫書，就是學英語。從他寄來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國內一樣穿著皺兮兮的夾克衫，一臉的倔氣，傻氣。每天自己不做飯，吃點麵包、三明治之類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難為了他……

字裡行間，浸透著母親的一片關愛。

她開始牽掛我的兒子馬驍，來信勸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別丟了中文。儘管她老寫錯我兒子的名字。

這一段“洋插隊”期間，母親給我寫了很多信，畢生中這是母親與我通訊最勤的一個階段。過去在內蒙古草原時，從沒接到母親這麼多的信。這時候母親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跡歪歪扭扭，很難辨認，是她在重病中所寫。

據李叔叔說，晚年的母親經常思念漂泊在美國的我。起初是擔心我容易激動，在外面闖禍；繼而知道我迫切想回來，又整天盼望著我能夠早日歸來。

她在1992年8月5日給我的信中說：

在閒時，常懷念你們。我已年近八十，今生還能再見到你們麼？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擁抱你們，　親小小孫兒

讓我心中又溫暖，又酸楚。

當我漂泊異域，隱姓埋名，被世人漸漸遺忘時，1993年9月她寫了一篇文章《兒子老鬼》表達了對我的思念。此時，她已經79歲。

據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說：母親病重昏迷期間，除了唸叨妹妹白楊外，還常常唸叨著我，清醒時總問：小波回來沒有？

……

孩子時代我害怕母親，隨著歲數的增長，體力的強壯，我也叛逆起來，鄙視那些向她點頭哈腰的人。缺少關愛，使我對母親產生了不滿，很少去親近她。她病了住院也從沒主動去看過，不願討好她。

文革中，她捱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認為她腐化墮落了，該整一整。

特別是她後來跟那個機靈過頭的秘書廝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氣，對她十分鄙視，一肚子意見。從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沒有和母親照過一張像。除非有事，從不找她——難怪她罵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樣，能以德報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滿腔熱忱幫她辦事跑腿兒。

我很敏感，她對我一點點不好，都無法容忍，長久不忘。所以我對她熱情不起來，若即若離。很長一段時間，她是不合格的母親，我是不合格的兒子。她做母親失敗，我做兒子也失敗。除了文革中打砸搶過她一回，後來我又偷過她一次。

那是父親去世後，她縱容秘書大肆搶掠家裡的財產，我們幾個孩子自然對母親不滿。我幫助她找到了家裡一批最值錢的字畫，如數交給了她，卻不料她完全據為己有，說什麼我是第一繼承，等我不在了，你們才能繼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擔心她會與秘書私分了這些字畫。我不得不給她寄去一篇《法制日報》，寫信說明孩子與她一樣有權同時繼承父親的遺產，不存在誰先誰後。她當時在珠海，看完了信，氣得滿臉通紅，大發雷霆，罵我貪婪，白眼狼，父親剛死就與她爭父親的遺產……徐然告訴我後，我自然惱怒，決定採取行動，把那批字畫再偷回來。——誰叫你們過去偷我手稿的？這是一報還一報。自母親去珠海後，秘書把母親小紅樓的臥室大門和大衣櫃全都貼上了封條。一般都是單位辦公室裡逢年過節才貼封條，哪有在家裡貼的？封條對賊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嚇我們幾個孩子，顯示他凌駕在我們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開摩托車到小紅樓，從門上的窗戶鑽進母親的房間，撬開她的大衣櫃，尋找字畫。翻了半天也沒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個照相機。

28。母親與我（5）

為此老實的哥哥背上了黑鍋——秘書和母親都說是他拿的，因小紅樓無人居住，他經常去照看。後來哥哥因一時經濟拮据，向我借錢，我送給了他100元，以表內心的愧疚。29年來這個秘密從未對任何人說，在此，我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