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那麼大的精力，卻沒有心思為張志新吶喊兩聲。

到北大後不久，開始批《苦戀》，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有一些事發生，因為看法不同，我與父母再次發生爭論，他們又再次與我斷絕關係。母親甚至還在1979年4月8日給北大中文系寫信，就我與外國記者接觸，譴責了我一番，要求學校對我嚴加管教，如仍固執己見，可以給以必要的處分……

幸虧班主任趙嘖老師對我很好，告訴了我這一情況，並竭力保我。

我悲憤地想：當形勢緊張時，母親應該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動給學校去信表態，批判孩子，聲討孩子，從背後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兒子是賣國賊、貪汙犯、殺人兇手、強姦了婦女，母親應該深明大義，不護犢子，積極揭發檢舉。但只因與孩子的觀點不同，只因為孩子跟法新社記者說了說知識青年和下層百姓在“四人幫”時期的苦難，怕給自己惹禍，就給孩子單位寫信表態劃清界限，這是母親應該乾的嗎？連“馬列主義老太太”　都未必幹得出來啊！母親的這一刀，實在扎得太深了，讓我刻骨銘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當然痛恨她，她的行為玷汙了母親的稱號，太功利，我對她寒透了心。

這一次又斷絕了很長時間來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麼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學校。那段無家可歸的日子，只有遠在貴州的姐姐徐然給我來信，送來一縷縷手足的溫暖。

後來經過徐然的說和，母親跟我恢復了來往，可裂隙猶在。成家後很長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與母親來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黃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後奮鬥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這個反革命真不好當。別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裡還能得到親情溫暖。而我這個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裡還受冷遇。

父母可是從不承認對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們對孩子不夠關心，他們就大發雷霆。總認為他們生下我們，是對我們的大恩大德，我們的抱怨是忘恩負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黃昏》出版後，母親還批評我書裡寫的她不真實——主要是沒有像別的吹捧文章，把她說得十全十美。其實，我已經把她美化了。

這個家給我造成的精神傷害是慘重的。

——為什麼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總捱打造成的。我在美國常常感嘆，年輕時如果把練塊兒習武的勁頭放在學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過得多，父親打我數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從初一起就拼命練塊兒、悠雙槓、舉槓鈴、摔跤打拳……以為自己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父親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與這個家庭有關。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異。除了姑姑和老家的親戚，我不相信任何人，連親生父母都這樣冷酷自私，我還怎麼相信外人？對任何生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戒備，是警覺。我信奉人性惡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見生人總往壞裡想，不愛交際，從不主動跟人說話。在學校裡，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見人的狗，見了人就會惡叫，非常兇狠。我也是習慣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見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沒有笑臉。

——社交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極差。家裡來了客人，從來不讓我在場（可能是嫌我髒，嫌我嘴巴笨）。平時除了保姆，無人跟我說話。這樣總不跟人接觸，見了生人就緊張，手足無措，說不出話。父母也越嫌我不體面，越不讓我見客人，結果毫無社交能力。上初中時，母親讓我去郵局寄東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麼跟郵局的人說。總不接觸人，總不說話，說話能力就低下。肚裡平時有的詞兒一說話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愛用筆寫。我有事向父母說時，即便在家裡，也要寫在紙上，面交給父母，用書面方式表達。

……

母親從1963年認識了那個病號，到1978年認識了那個科研油子，到1985年縱容秘書搶父親的東西，中間很長一段時間，她專注寫書，疏遠孩子，缺少親情。大年三十，從不說跟孩子們聚一聚，她根本沒這個意識。有好些個春節，她是一個人在外地過的。從不想想孩子們的感受。所以每逢過節，望著別人全家團圓，歡歡喜喜，我惘然若失。

28。母親與我（4）

不過，母親的冷漠也激發了我的奮鬥意志。沒有別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遠就疏遠，我不哀求她。她多紅，也不拍她的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發憋一口氣，非要幹出點事，來證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