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宇宙，還夢見了很多人。”

她說話的音調變了，像個剛學會說話的孩子，有點大舌頭，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們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復健康，出院與他們團圓。”

李叔叔從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淚汪汪，呆若木雞。母親臨終前抽搐時，情景很可怕。人們勸他迴避一下，以免心臟犯病。他卻毫無畏懼，長時間地緊握著母親的手，還俯下身把頭貼著母親的臉，希圖減輕一下母親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點零3分，母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我們哥兒倆陪著她咽完了最後一口氣。哥哥連續數星期吃住在醫院，晚上就在沙發上打個瞌睡，面色憔悴。我也夜夜陪著母親。徐然說我才回來幾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紅，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親靜靜躺著，好像睡著了，那麼安靜，她的大雙眼皮越發美麗。我親手為她擦拭了身體，穿好衣服，又親手給她搬到小鐵床上，護送她到太平間。又親手將她搬到鏽跡斑斑的鐵抽屜上，用紙包好。在送進冰櫃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額，又吻了她的雙頰和嘴唇。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屍體。

11天后，我跟幾個殯葬工人一起把抽屜中的母親抬放到床上，費了好大力氣為她換好衣服，抬上靈車，守在她身旁，抵達八寶山。

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我也不嫌母親成了殭屍。

12月22日在八寶山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來人很多，黑壓壓的人群顯示著各界民眾對母親的愛戴和懷念。大家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為中國創作了一部革命經典小說。

原冀中地區老領導呂正操夫婦送來了花圈，秘書特地說明呂老因在上海不能參加遺體告別。老首長、老領導曠伏兆夫婦、劉秉彥夫婦、胡開明夫婦、張致祥夫婦、于明濤夫婦等也獻了花圈。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全國政協副主席宋任窮、巴金等獻的花圈擺放在母親的遺像旁。

尉健行、張致祥、伍紹祖、張健民、翟泰豐、李之璉、李寶光、杜導正夫婦、韓作黎、王觀瀾的夫人徐明清、鄧子恢的夫人陳蘭、鄧拓的夫人丁一嵐等以及浩然、管樺、柳溪等等數百人，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27。去世前後（4）

來的人裡有顫顫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殘疾人，有失聲慟哭的中年婦女，還有土頭土腦的外地人。一白髮蒼蒼的老者沉痛地說：“楊沫的書影響太大了！要不，我這麼大歲數，是不會來這兒的。”

告別儀式完畢，照完相後，我又吻了幾下母親的臉，把臉貼在她冰冷的面額上，再與母親身上的肉最後接觸幾下。

和哥哥辦好手續後，經批准，我們陪她進入到那個空蕩蕩的火化車間。當年送別父親時，我們倆就來過一次。這裡除了一個工人，沒有任何家屬。大廳又高又大，裡面排列著十來個放著屍體的狹小鐵床。害怕母親一個人孤獨，我們哥兒倆耐心陪伴著她。一個鐘頭零10分鐘之後，她從烈火中出來。我倆又一捧一捧地把滾燙的骨塊放進兩個紅綢口袋裡。我腦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較大的捏碎，像撫摸著母親肉體。最後又用掃帚把鐵床上的殘渣掃乾淨，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寵兒，她比較喜歡兩個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愛，我們似乎更心疼母親，一粒骨渣渣也捨不得丟。

因母親級別不夠，骨灰盒不能與父親同放在一起，只能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東院裡。骨灰大部分我們帶回了家。

28。母親與我（1）

我不是母親的寵兒。

我從生下來就放到農村老家，解放後4歲時才接到北京。雖然只與父母分別了短短4年，卻造成了我與父母之間的深深隔膜。

母親年幼時老捱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讓人不解的是她對自己的孩子也主張打。我是在姑姑的愛撫下長大的，從不知道什麼是害怕，剛來到北京後，整天在院子裡亂跑亂鑽，十分淘氣。被母親認為野得要命，說是農村的姑姑把我慣的。她跟父親合夥，狠狠打了我幾次，把我打老實（見母親1951年5月3日日記）。

從那以後，我見了父母像老鼠見了貓，不寒而慄。

平時給我送到新華社託兒所，只有週末才接回家，回家後，我也像母親小時候一樣，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動天地就是飯屋和廚房，只有吃飯時才能與父母見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臥室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