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是整天想得悲悲切切，那你可也快了。一定要換個想法，想咱們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高興的日子。唉，過去的那一切多美呀！可惜這個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別說了！”李叔叔實在忍不住，低聲啜泣，淚如泉湧。

“對不起，我知道你要難過，看你哭得這麼難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記住我的話，以後少難過，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記住了嗎？聽話。”她緊握著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靜，靜得可怕。

李叔叔緊緊握著母親的手說：“要有信心。你這一輩子經過了多少危險，搶救過多少次，每次不都挺過來了。這次也會的。”

老兩口默默握著手，過了不知多久，母親說：“睡去吧，今天還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來國際長途，說母親情況惡化，總昏迷，說囈語，不能下地，讓我趕快回國。我當即打電話退了膝上型電腦，並訂好29日的飛機票。

11月28日凌晨3時接哥哥電話說，北大醫院已下了病危通知書，母親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難，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導尿管。等晚上我再給哥哥打電話時，他說母親有所好轉，已能對護士說：我兒子要從美國回來看我……但還很危險。

11月29日晚上，我離開了居住6年的美國羅得島，飛往紐約，之後再換乘中國民航班機飛向北京。在飛機上坐了14個小時，在上海又停了幾個鐘頭，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裡默默禱告，希望母親能挺住，活著與我相見。

27。去世前後（3）

12月1日上午飛機終於抵達北京。我從機場出來，辦理有關手續，耗去幾個小時。之後直接來到醫院，此時，母親已經說不出話了。她的眼睛雖然睜得很大，卻一片空茫。全家十來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們都圍在她的病床邊。

這天下午4時以前，母親還能說話。上午浩然來看她時，她說了很多話，她向浩然表示，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幹，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將來身體好了，再考慮工作。這兩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難之交，自知是最後一面，彼此含淚告別。下午3點中國作協一把手翟泰豐前來看她，母親又說了很多話。她可能是預感到自己即將遠行，話格外多。再次向翟泰豐表示要把稿費和版權全部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下午4點以後，她漸漸的不能說話。

當我走到母親病床旁時，姐姐徐然告訴她：媽，小波兒回來了。

母親沒任何反映。她睜著眼睛，望著前面。我真正體會到了生離死別的滋味。怨恨自己沒有早點回來。為了等那個該死的膝上型電腦，永遠失去了與母親說話的機會。也埋怨自己太輕信了母親、哥哥及妻妹的話，過分樂觀。

徐然告訴我，就在上午，她還唸叨白楊來了沒有，小波來了沒有。

握著母親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淚，百感交集。

三姨白楊因腦血栓半身癱瘓，沒有探望姐姐，特讓兒子曉松帶來她的問候並給了一萬元錢。

那一夜，母親真是痛苦。高燒把母親燒得雙頰潮紅，不住呻吟。她無法說話，我們也不知道她哪裡難受，望著母親那麼痛苦，自己卻愛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親拉黑色的大便，尿紅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雖然給她戴著氧氣罩，還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搖頭，妄圖脫掉氧氣罩。嘴裡囁嚅著什麼，後來我才猜到是說“沒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氣管。聽說她清醒的時候，曾向領導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樂死，我憋得慌，給我些安眠藥吧，我太痛苦了。共產黨員也可以安樂死”。

母親手背插著輸液的針頭，看護為省事，總把母親的兩個胳膊用繃帶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亂動，使針頭脫落。我不忍心總這麼捆母親，常把繃帶解開，讓她的手臂自由一會兒。

有時候，她難受得喊“媽呀！媽媽呀！”昔日雍容嫻雅的母親，此刻痛苦成這樣，不止一次讓我淚流滿面。那撕心揪肝的慘痛呻吟，就像指甲蓋擦水泥地發出的聲音。實在難以忍受時，我不得不躲到走廊裡，讓自己緊張的神經放鬆一下。

偶爾時刻，母親甦醒過來後，問：“我還活著嗎？”

我們說：“媽媽，你還活著。媽媽，你會好的。”

“我還活著，這不是夢呀？”

我們說：不是，這是真的。媽，你現在的燒退了，正在好轉。

她半醒半昏地說：“我做夢了，我夢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