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母親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復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那個楊沫樣子，平易近人，被秘書傳染的邪氣完全消失，正義凜然。

晚年，母親乾的那幾件事可釘可鉚，擲地有聲，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對母親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像個心理醫生，治癒了母親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髮蒼蒼老翁，卻純潔如少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挽救了楊沫的靈魂，也挽救了我們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謝李蘊昌叔叔，他改變了楊沫，也改變了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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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不張狂（1）

母親對倒黴捱整的名人不張狂，對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張狂。

作家舒麗珍含著淚說，1973年因為檔案不到位，她好長時間沒有工資，生活非常困難，冬天連取暖煤都沒錢買。那時她還默默無聞，沒人注意。在一個大雪飛揚的日子，楊沫同志全身披著雪花，來到她家，給她送去了100元錢，鼓勵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寫出來。

1983年11月，北京92中學老師找他，想請她跟同學們講講讀書方面的體會，因該校發現一些同學喜歡讀淫穢書籍。本來第二天她要住院，聽了老師的想法和安排後，母親馬上打電話通知醫院，推遲兩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著腿疼，一瘸一拐地與這間學校中學生們見面座談，讓師生們深為感動。

一箇中學最高也就算個處級吧，母親沒有怠慢，也不敢怠慢。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親這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當成功。她時時處處都知道自己骨子裡有剝削階級烙印，對人不得驕狂，不得擺譜，不得拿架子，翹尾巴。

母親除了鬥爭性不強外，還比較虛榮，這給她惹了禍，比如當年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個入黨介紹人。可又因為虛榮，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她沒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即使是表揚她，表揚過頭了，她也不預設，怕人家說三道四。

1960年，《青春之歌》俄文譯本中關於母親有這樣的介紹：

楊沫，中國著名女作家，共產黨員。1915年生於北京，中學畢業後，她曾擔任過一個時期的家庭教師，後在小學校任教員。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楊沫參加了反抗外國侵略、解放祖國的戰士隊伍。她領導了中國北部的一些婦女游擊隊組織。中國革命勝利之前，她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編輯部工作。

母親說這篇文章錯誤很多。

1。自己是1914年生的；

2。自己沒有中學畢業；

3。自己是1936年參加革命，不是1931年；

4。自己並沒有領導中國的游擊隊組織，而只是一個普通工作者。

換了一般人，對這些錯誤可能也就預設了。因為文章不是自己寫的，即使有錯，也是翻譯翻的，責任在翻譯。況且也算不上什麼嚴重錯誤，中國人能有幾個懂俄文，看到這篇文章呢？但母親卻很較真。她特地寫信到中國作協外委會，把蘇聯翻譯的這些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一一提出來，請示作協外委會怎麼辦。她重申：第一，我不是1931年參加革命，應為1936年。第二，我在這段期間從沒有當過什麼游擊隊長，只是一個普通的婦救會幹部，宣傳幹事，報社編輯。

以後當有人採訪她，準備寫她時，她總要提起俄文譯本這件事，告誡記者或作者，寫我可以，但要實事求是，不要拔高。

1962年9月左右，《人民中國》和《中國文學》為了對外宣傳的需要，採訪了一些母親的生活起居情況，折騰了半天，挺麻煩的。某天吃午飯時，母親不自覺地把這次採訪與同桌的同志談了，他們開玩笑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母親也哈哈大笑。但後來母親狠狠責備自己：什麼話也存不住。給人說這些幹什麼？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嗎？告誡自己從今以後，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談自己這些個人的事（見1962年9月16日日記）。

她討厭自吹自擂。經過長年的思想改造，不敢爭位次，不敢盛氣凌人。比如讓她當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訪問巴基斯坦時，她多次向中國作協表示自己當團長不合適。後來作協說已經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後，副團長出於關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團長身份處理問題。母親從不計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費神呢。

由於她不爭官，不嫉妒新人，比較謙虛，與同志們的關係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