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勝慄懼”。孫科指出，“數年來之黨治，……　效率低微，國民觸望既深，而本黨之信仰，亦不免漸致惰失。”＇8＇因此人民“批評國民黨壟斷政權，這是不應責怪的”。＇9＇孫科說：“以黨治國並非以黨專政來支配國家，使中華民族在黨的訓政下討生活，而是要實施憲政，使人民能夠運用直接民權，完成民主政治。”＇10＇　他進而強調，為了“挽回人心”，國民黨必須“進行政治黨務改革”，“恢復黨的民眾立場”，“切實履行本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各種自由論綱，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濫行拘捕”，國民黨各級黨部“絕對不許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組織或言論。”＇11＇　孫科指出：黨治之弊，使“國力無由集中，外侮不克抗禦”，唯一的“補救之法”就是促成憲政，＇12＇　否則“本黨難辭之咎”。＇13＇

與國民黨內反對實施憲政，認為結束黨治將危及國民黨統治的人相反，孫科對實施憲政後的國民黨前途表示樂觀。三十年代初，蔣介石迫與輿論壓力，不便在公開場合明確反對實施憲政的主張，但私下卻極不贊成孫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與國民黨有較長時間來領導國家”。蔣的親信黃郛、楊永泰曾建議蔣介石採納孫科的主張，以減緩國民黨所面臨的全國各階層人民要求開放政治的巨大壓力，但遭到了蔣介石的“積極反對”。＇14＇與蔣不同，孫科認為，實施憲政對國民黨不是危險而是提供了一個機會，＇15＇因此對國民黨的前景“可以不必顧慮”。他確信只要實施憲政，國民黨的政權必能受到全國人民的擁戴，國民黨的政權，“一定可以更加鞏固的。”　＇16＇

三十年代初，孫科對於民主價值內容雖有涉及，但更多地是從準備抗日的需要來談民主憲政。孫科思想的這個傾向到了1937年有所變化，而到了抗戰後期，他則開始從價值層面和多黨制的角度，強調憲政對促進政治現代化的重要作用問題。

首先，孫科肯定了人之應有思想和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礎，主張政府應對各種思想以平等的寬容。孫科針對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的種種事實尖銳指出，“無言論自由的國家，一定要陷於失敗。”＇17＇孫科批評國民黨對“人民從事愛國活動，或發為政治言論者，動輒指涉嫌疑，目為反動”，　要求國民黨對於“人民言動，應予涵容”。＇18＇他指出，除了有關國防軍事秘密外，“對於國內政治的主張、意見和批評，……　都應該可以公開發表”。＇19＇　他指出，“無限度的新聞檢查是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20＇　“言論統治太嚴”，“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籲國民黨迅速實行言論自由，“絕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轍”，＇21＇　不要“製造新的革命，”“自尋苦吃！”＇22＇

第二，如果承認政府應尊重保護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那麼對謀求實現民主目標的政治參與活動，政府也應承認其有活動的自由。基於這個理念，孫科認為，民主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多黨制的確立。他提出，“一黨專政是不是民主”。孫科批評國民黨“政治沒有上軌道”，造成中國政治出現“幾種特殊現象”：（１）“一黨統治”，“國民黨在朝，不容在野黨存在”，中國之“政治、軍事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強有力者，即蔣委員長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選產生。（３）“共產黨未能獲得法律上的存在。”孫科指出，這些情況，有可能使中國“成為一個極權國家”。＇23＇　他表示希望“戰後中國政治將由幾個政黨來運用，如果國民黨能夠保持其真正革命傳統，在各政黨中仍然是一個最強大的政黨，共產黨將佔第二位，其他政治團體則聯合成為一個較小的第三黨。”＇24＇

孫科根據自己對歷史的觀察，從支援“以黨治國”轉變到呼籲民主政治的道路，為國民黨政權重新設計了一個擺脫困境，走向政治現代化的方案。但是對國民黨而言，它自身必須首先具備領導國家走向政治現代化的素質，無庸質疑，國民黨的現代化應是實現國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條件。

（二）

1928年後，國民黨成為中國社會的重心，國民黨之成為執政黨，並非由選舉和議會中的黨派竟爭中產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內在政黨”（inside　party），而是由某個政治人物領導的政治運動擴大發展，透過暴力手段，以武力獲得政權的　“外在政黨”（outside　party）。＇25＇對於這樣的革命型政黨，在取得政權後，要使黨符合現代化的要求，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１）黨的民主化問題，即黨的組織不是由少數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