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黨員必須有自由選擇黨的領袖並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２）對於黨外其他的黨派，應允許其存在並和執政黨競爭，只有在解決這兩個問題後，“外在政黨”才能逐漸向　“內在政黨”過渡，黨的基礎才能不斷鞏固，並能相應促進國家政治民主化的程序。簡言之，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是走“革命黨”道路，抑或是“民主政黨”的道路；是強化“革命”色彩，還是實現向民主政黨的轉型，不僅決定了國民黨政權是否鞏固，也關係到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國民黨，黨的組織結構承接的仍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的形式。孫中山吸取蘇共建黨的經驗，確立國民黨的組織原則是實行“民主集權制”，與此同時，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解釋系統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後，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已成了專政的代名詞，實際控制了國民黨的蔣介石使“民主集權制”在實際運用中，完全集中於突出黨的領袖權威，蔣介石還加緊完善黨的意識形態系統，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權力中心。蔣介石的這種方針造成了兩種現象：第一，在蔣的個人獨裁下，由於缺乏黨內民主，國民黨黨內的各派間的鬥爭持續不絕；第二，官方意識形態的教化和僵化，使國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於阻滯思想多元化和壓制政治參與，國家長期限於政治危機之中。

針對這兩種現象，孫科主張，在國民黨內應以分權制代替集權制，以選舉方式推舉黨的領導人，防止權威人物以個人權力控制黨；對於黨外其他政治力量，孫科傾向於在意識形態上持彈性方針，反對單純依靠武力來解決黨派問題，主張為取得對方信任，國民黨必須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風”。

孫科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對蔣介石的獨裁一向不滿。孫科與蔣介石的幾次衝突皆是由於孫科對蔣的獨裁“忍無可忍”，“望無可望”才爆發。＇26＇在蔣介石個人獨裁地位不斷加強的形勢下，繼續維持和蔣的合作局面，使得孫科難以擺脫內心的矛盾和苦悶。＇27＇　1931年寧粵分裂，孫科對蔣介石多年的不滿如大壩洩洪，一時全部釋放出來，他發表了大量抨擊蔣介石獨裁的言論，痛斥蔣介石“以個人支配黨，使黨成為個人的工具”，把黨“改成獨裁的黨”，＇28＇　聲稱，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中國國民黨已名存實亡”。＇29＇

抗戰後期孫科出於對國民黨前途的嚴重憂慮，再一次猛烈抨擊蔣介石的獨裁，要求實現國民黨的民主化，孫科批評國民黨從1923年後，“只是作到集權，卻忘掉了民主的意義和方法”，“不允許黨外人士批評我們，甚至不允許本黨同志的自我批評。”孫科要求健全黨的選舉制度，孫科批評道：“所謂選舉，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黨選舉，”“還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選舉自己做代表嗎？”他指出，只要黨能民主化，國家民主化是可以實現的。為此，孫科呼籲國民黨立即改弦更張，“應該坦白地承認過去二十年來，黨的機構和作風實在是走錯了路”。＇30＇

孫科在對於其他政黨的關係上，這主要具體表現為對待中共的態度，從1928－1946年，雖歷經幾度變化，但和蔣介石相比，孫科還是表現得較有彈性，較為靈活。從1927至三十年代初期，孫科雖持反共立場，但在程度上仍與國民黨保守派有異。在這之後，由於民族危機加深，孫科與中共的關係逐漸緩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國綱領草案》中，孫科提出：“除現役軍人外，全國人民在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此已寓含對中共態度的變化。在黨化氛圍濃厚的三十年代，孫科在對有關三民主義的解釋上，也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靈活性，這也為在實際政治層面逐漸調整與中共的關係作了準備。1934年，孫科提出對三民主義“一定要從主觀的感情的宣傳”，轉向“作客觀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虛心態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接受歐洲現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對三民主義“所包涵的各個問題切切實實下一番研究和補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歐洲最現代化的思想，那麼馬克思主義就回避不了，孫科稱讚“馬克思能發出前人所末見，”“給歐洲的社會主義者一個具體的實際行動方案”。＇31＇孫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環境下，不能也不願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識形態上善於變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範圍內，曾庇護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對共產黨態度的變化，成為下一階段公開呼籲國共合作的前奏。

抗戰前夕，孫科共產黨態度發生重大轉變，他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