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和食何者更為重要的問題，幫助曹交領會“人人皆可以成為堯舜”的真正含義。公元前322年，滕定公去世，滕世子派然友至鄒拜見孟子，詢問辦理喪事的有關事宜。這一年，魯平公用孟子弟子樂正子為政。孟子認為樂正子愛好善言，對自己仁政理想的實現會有幫助，於是來到魯國。在樂正子的舉薦下，魯平公打算接見孟子，但臧倉卻以孟母葬禮的排場超過孟父為由從中阻撓，使孟子的仁政計劃再次落空。

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對孟子十分敬重，將其館於上宮，凡事都要請教於他。此期間，孟子較系統地闡述了“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等仁政理論。（《孟子·滕文公上》）作為一個開明的君主，滕文公對孟子是尊敬的，而作為為君所信任的臣子，孟子卻有些“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滕文公問孟子“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時，孟子只是說了些君民上下同心、與國家共存亡之類務虛不務實的話，讓滕文公頗感不滿。孟子最後在滕的處境頗有些尷尬，為實行仁政而付出的努力再次落空。於是，孟子離開滕國來到魏國。

孟子來到魏都大梁時，在位五十年的梁惠王已經七十歲左右了。對於孟子的到來，梁惠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此，他一見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問：“您不遠千里來到魏國，對我們國家會很有利嗎”孟子回答：“大王您為什麼說利益，我只有仁義而已”。他精闢地分析了大夫、士庶人捨棄仁義而追逐私利的危害性，闡明瞭“先義後利”的義利觀，並根據自己的仁政學說為魏國設計了一幅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老有所養、養有所終的“王道”藍圖。孟子在魏期間，雖然受到梁惠王的禮遇，但其仁政主張並未得到採用。到魏的第二年，梁惠王卒，襄王即位。孟子離開魏都大梁。時值齊宣王初立，努力復興稷下之學，於是孟子又到了齊國。

齊宣王喜愛文學遊說之士，孟子深受禮遇，被聘為客卿。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稱霸，並就此詢問孟子。孟子則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為由加以推託，然後大講“保民而王”和“制民之產”的道理，勸宣王實行“王道”仁政（《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在和齊宣王的多次交談中，還宣揚了應“與民偕樂”，要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選拔賢才要“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等主張。在齊伐燕之前，齊大臣沈同曾私下徵求孟子的意見，孟子認為“可”。齊國獲勝後，孟子竭力反對吞併燕國，勸宣王送回俘虜，歸還重器，和燕國臣民商量立君，然後撤兵，可是宣王不聽。第二年，燕國和諸侯的軍隊併力攻齊，齊國大敗，“齊宣王甚慚於孟子”。諫諍並燕使孟子和齊宣王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也使孟子在齊國實現仁政的理想徹底破滅。孟子辭去客卿之職準備離開齊國，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堅辭不受。齊國大臣淳于髡想為齊宣王留住孟子，並在孟子離齊後於齊西南晝地過夜時拜見孟子。但孟子在晝地停留了三晚，最終認識到齊宣王並不準備採納自己的主張，於是便結束了二十多年的遊歷，大約在公元前311年，返回自己的故鄉鄒國。

孟子回到故鄉後，便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約公元前289年，孟子離開了人世，享年約84歲。時值冬至節日，為哀悼孟子，鄒人廢除了賀冬之禮，遂以成俗，以至今日。

孟子的一生是以接受了孔子傳統自居的。孟子自幼在儒家思想的熏習之下，便對儒家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後又，以繼承和光大儒學為畢生追求，為儒家學說的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因此被尊為“亞聖”。孔子思想與孟子思想結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成為了儒家文化乃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

孟子的思想：

政治思想：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寡人，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