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來點兒荷蘭杜松子酒？我同意了。除了我的名字以外我還一句話沒說。（“亨利·米勒來這兒幹嗎？”我在心裡來回地問自己，“亨利。米勒呀……亨利·米勒”）

突然耳邊傳來含糊不清的幾句話，我好容易才弄明白他是說：“你到底來這兒幹什麼？是做一次實驗嗎？”這時我總算擠出點兒笑容，無力地答道：“從某方面來說是。”

他，原本有意出我的醜，現在卻是在真心和我交談了。“你真實的工作是什麼？”

他問。“我是說你平常都做些什麼？”

我簡單地做了回答。

很好，很好！我們總算有點兒進展了。他早就猜想我可能是幹這類工作的人。

或許他能給我些幫助？又把我當心腹朋友地告訴我，有那麼幾個編輯和他很熟、他自己也曾想當個作家，等等……

我又和他們一起呆了一兩個小時，一塊吃吃喝喝，已經毫無拘束感了。每個在場的人都買了盒糖果，一兩個人還走到別的桌去，讓他們的朋友也買點兒。他們的好意多少讓我感到些難堪。他們這麼做好像是說他們在為一個人盡微薄之力，而這個人註定會成為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們現在所表露的那種真誠、同情讓我大為驚訝。幾分鐘以前我還是他們嘲弄的對像呢，我最後才知道，他們竟然都是猶太人。一幫對藝術有強烈興趣的猶太人。我懷疑他們把我當作猶太人了。不過那也沒什麼。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對藝術家這麼尊崇的人，而我藝術家、小商販的雙重身份引起了他們很大的興趣。他們的先輩都曾做過商販，也有的是學者，如果還算不上藝術家的話，而我恰好繼承了這一傳統。

不錯，我是繼承了他們的傳統。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從這家咖啡館轉進那家酒店，再到另一個類似的公共場所。我很想知道要是恰好碰上烏瑞克他會說什麼，或者內德，那個還在給他那聲名赫赫的老闆麥克法蘭當奴隸的內德。沉思之間，我意外地發現我的一個當耳科醫生的猶太朋友正向我走來（我可欠了他不少錢）。我假裝沒看見他，急急地跑到馬路上跳上一輛開往住宅區的公共汽車。我站在車門口向他揮揮手，過了幾條街以後我下了車，又疲乏地走回燈火通明的酒店那一片，重新開始賣糖果。偶爾也賣掉一兩盒，但好像買的人總是那些中產階級猶太人。接受一個受壓迫民族的憐憫使我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角色的轉換產生了一種神秘的寬慰感。想想我要是不幸遇上一群粗暴又愛爭吵的愛爾蘭人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不禁渾身發抖。

大約半夜了我才蹭回家。莫娜已經在家了，心情還很好。她賣了一整包糖果，而且就在一個地方，另外還得到了酒宴款待。哪兒？在帕帕·莫斯科維茲酒店（我剛好錯過了那家店，因為我看見牙科醫生往那邊去了）。

“我想你今晚是打算從鄉村區開始的吧？”

“是啊！”她興奮地喊道，接著就粗略地講她怎麼碰上了銀行家艾倫·克羅姆韋爾，他正想找一個清靜之地聊天。她就拉他到莫斯科維茲酒店，在那兒他們一起聽音樂，等等，等等。總之，克羅姆韋爾買了一盒糖果，還把她介紹給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們都堅持要買糖果。後來，她第一個早晨在辦公樓裡遇到的那人恰好也來了。他叫馬西阿斯。他和克羅姆韋爾在來美國以前就是朋友，這個馬西阿斯當然也買了六盒糖果。

說到這兒她換了話題。開始講房地產生意，馬西阿斯似乎很想讓她學學這門生意。他毫不懷疑她賣房子會像賣糖果一樣容易。當然，首先她得學會開車。她說，他會親手教她。她想即使她不去做房地產，學學開車也很好。我們偶爾也還可以開他的車兜兜風，那樣該多美呀！等等……

“他和克羅姆韋爾關係怎麼樣？”我好容易插進一句。

“挺好。”

“不是吧，真的？”

“為什麼不？他們都很聰明、敏感。你也沒必要因為克羅姆韋爾是個酒鬼就把他想成傻瓜。”

“嗯。那克羅姆韋爾想要告訴你的是什麼重要的事？”

“那個呀，我們根本沒談到那兒。我們桌上有那麼多人。”

“噢。不管怎麼，我承認你幹得漂亮！”停了一下我又說，“我自己也賣出去一些。”

“瓦爾，我在想。”她又開始說，好像沒聽到我說的話。

我知道她要說什麼，向她做了個鬼臉。

“嚴肅點兒，瓦爾，你不該賣糖果，讓我來賣！你知道對我來說有多容易。你呆在家裡，寫點兒東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