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夢。”這是我唯一能安慰的話。

“有時候我都在想這一切是不是真的發生過。並在想誰又會相信這一切呢。”

“我會。”

她淺淺一笑，又想要說什麼，朝那兩塊墓石掃了一眼，好像還有什麼事要告訴我知道，但隨即她看起來又改變了主意並打了個寒戰。

“你準備走了嗎，麥西先生？我恐怕墓地不是我喜歡的地方之一。即便是在這溫暖、陽光明媚的莫斯科白天。”

我點了點頭，挽著她的手臂，然後我們朝汽車那邊走回去。

六個月以後，我聽到說安娜·克霍列夫去世了。

報紙上沒說什麼，但鮑博·維他利從蘭格里打電話過來說他認為我可能想知道這個訊息，她是在耶路撒冷的夏勒特醫院去世的。她患的是肺癌。葬禮會在四天以後在莫斯科舉行。我訂了從華盛頓出發的機票，出於內心的情感，就想成為這道別場合中的一員。

當我著陸在謝諾梅傑沃機場時，天正下著雪，俄羅斯的大草原和平野凍結硬實得就象一塊隱伏著魅影的巨大的花毯似的。雪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漫天飛舞。這個國家又在經歷著另一場嚴冬。我遙想當年埃歷克斯·史朗斯基和安娜長途跋涉穿越俄羅斯大平原時，可能就是這副光景。

在諾夫德維奇舉行的葬禮只是一個很小規模。當我到達那裡時，葬禮已經開始了。有六七個或者更多的以色列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聚站在敞開著的墓穴四邊。一個東正教的神甫在為死者吟唱著他的禱詞，大雪在我們四周密集狂舞著。

我看見安娜·克霍列夫的外孫女挽著一個姿容秀麗、四十年紀的女子，我猜想那就是莎夏。她們倆人都面色蒼白，表情哀慼。棺木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