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強盛的，匈奴人就會忠實於帝國。一直到4世紀中國衰弱的時候，他們才變成了中國的破壞者。這段歷史與羅馬帝國邊境上居住的有聯盟關係的日耳曼部落的歷史相同。

在這個時期，中國惟一的敵人就是北匈奴人。他們還在古老的匈奴王國所在地——外蒙古的鄂爾渾河畔。公元49年，為了將他們擊敗，中國遼東太守祭彤曾聯合兩個附近的蒙古族遊牧部落，即滿洲遼河上游盆地的烏桓和更靠近北方的大興安嶺及嫩江一帶的鮮卑人，共同征伐他們。由於南匈奴已經與北匈奴分離，再加上鮮卑和烏桓在兩側的夾攻，北匈奴已經不再對中國形成威脅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

絲綢之路　（1）

中國又想利用這個機會去恢復它在塔里木綠洲上的保護國地位。我們在上文看到，這些綠洲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兩邊形成兩道弧線。在北方，有吐魯番（當時稱作車師）、喀喇沙爾（焉耆）、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烏什－吐魯番（溫宿）、喀什（疏勒）；在南方，有羅布諾爾周圍的樓蘭、于闐、葉爾羌（莎車）。事實上，公元7世紀時，印歐語系方言還在喀喇沙爾、庫車，甚至喀什通行著。這讓人想到塔里木盆地綠洲上的居民，至少他們中的一部分是屬於印歐人種的。就像我們所知道的7世紀時的庫車語，它同時與印度－伊朗語、赫梯語、亞美尼亞語及斯拉夫語有密切聯絡。正如德國西格與西格林學派的學者認為的那樣，吐火羅語是否來源於庫車與喀喇沙爾方言還不能確定，但這種方言屬於印歐語系是不可否認的。沒有理由假定中世紀初曾有過印歐種人對塔里木地區的入侵。因而，必然的假設就是一支古印歐居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毫無疑問，同一時間裡，斯基泰、薩爾馬特人正穿過西伯利亞抵達葉尼塞河上游，塞人正向喀什和費爾干納之間的天山南北擴張。喀什噶爾西部的東伊朗語與北方的庫車語構成了語言學上的證據，而中國史學家們關於庫車西北伊犁的烏孫人碧眼赭發的觀點則可以作為人類學方面的證據。

塔里木盆地的這些小王國在經濟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為中國與印度－伊朗和希臘之間的商業要道“絲綢之路”從它們的綠洲上經過。地理學家托勒密幫我們證實了這條商業要道的存在，他引證他的前輩馬林·德·梯爾的記載，說在公元1世紀，即我們要講的時代，有一個馬其頓商人，名叫馬耶·提梯亞諾思，從他的經紀人那裡得知這條大道的路線和途中的重要標記。絲綢之路從羅馬帝國敘利亞省的首府安條克出發，從謝拉波利渡過幼發拉底河，進入帕提亞帝國，經過帕提亞的艾克拔塔尼（哈馬丹），再經今日德黑蘭附近的拉格或雷依，海加頓費洛斯（馬魯），直達巴克特烈（巴爾赫城）。這個時期的巴爾赫城屬於印度－塞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國人所指的月氏人或是印度人所指的吐火羅人。從那裡開始，絲綢之路進入帕米爾高原。據托勒密記載，帕米爾的一個山谷中，科米台山腳下，有一座石塔，石塔附近曾經是地中海東部商隊和“絲國”商隊進行商品交換的場所。赫爾曼認為這個商品交換地位於帕米爾中的阿萊與外阿萊的縱向山脈之間，發源於阿姆河上游的克茲爾河流經那裡，並從那裡流向喀什山谷。哈金先生到過這些地區，根據他以前的推測，石塔應當是在瓦罕（小帕米爾）與葉爾羌河發源地之間，敏忒格山口以北，也就是現在的塔什庫爾幹。

絲綢之路從喀什起分為兩條道。北面的一條經過庫車（赫爾曼認為，庫車就是古希臘地理學者們所說的伊塞頓斯基泰），到喀喇沙爾（達姆那），再經羅布諾爾的樓蘭（伊塞頓－色里加），到玉門關（敦煌西，即達哈塔）。至於南面的一條，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了它的路線，它自喀什起，經葉爾羌、于闐、尼雅，至羅布諾爾的樓蘭國的米蘭。兩條支路會合於敦煌，即希臘和羅馬地理學家們所說的色羅阿那。然後，絲綢之路經過酒泉與張掖（託加拉）進入中國境內，直達長安，即托勒密所指的“絲綢之都”；或達洛陽（河南府），即史書所稱的薩拉加或友支那。

草原上的古代史

絲綢之路　（2）

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對這些希臘文與漢文的地名的考證無論有什麼結果，都不會影響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城市的重要性，因為這條橫貫亞洲大陸並連線羅馬、帕提亞和漢帝國的大道是商家必爭之地。於是，塔里木盆地周圍綠洲上的那些印歐小國便顯得尤為重要。其實匈奴人與中國人在不停地爭奪對這些國家的控制權，前者從北邊的阿爾泰高地監視塔里木，後者從東方的敦煌地區把守著出入大道的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