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上產生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就簡單地以公元3世紀末和整個公元4世紀創造出來的巴米安與喀克拉克的偉大壁畫為例。它們在人物的描繪以及形態與服裝上，十分鮮明地顯示出薩珊王朝對它的影響。哈金先生在喀布林附近海兒喀奈所發現的薩珊－婆羅門的雕像（公元4世紀）就是這種藝術的一個例證。還有從喀布林到巴克特里亞途中魯伊附近的朵黑答裡－奴失兒旺的純粹的薩珊式壁畫，上面有一個薩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亞總督的畫像（公元5世紀）。這些都是哈金－戈達爾與哈金－卡爾兩個考察團發現的。我們知道，當時阿富汗的藝術是印度宗教、文藝與波斯文明（薩珊王沙普爾和科茲洛艾斯在位時期的文明）相結合的產物。那些鳩摩羅什的後繼者——虔誠的佛教徒們，將這種薩珊－佛教相結合的產物撒遍了絲綢之路的每一個角落，這條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傳播佛教的通道。在庫車西側的克孜爾發現的壁畫與巴米安的壁畫十分相似，就其風格而言，具有真實、雅緻、著色考究等特點，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來烘托氣氛。哈金先生（是他確定了這些畫所處的年代）認為，這種藝術出現在公元450～650年間。印度風格的影響在這種早期藝術裡佔有優勢，其中有旃陀毗羅婆王后的歌舞，讓人聯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動人的印度裸體像。薩珊風格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例如在孔雀洞和畫師洞內，畫師把自己繪成一個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襯衫緊緊地束在身上，庫車式的大翻領裝飾在領端，戈達爾夫人已經在巴米安的壁畫中注意到這種服裝，包括長褲、高靴及其他細節，都是直接從伊朗摹仿來的。很多年以後，在1937年，哈金與卡爾先生在喀布林以西的豐都克斯坦發現的奇異的人造雲石上，有薩珊王朝國王科斯羅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鑄幣年代，它為我們確切地證實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續，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們都還在模仿庫車社會的男性服飾和裝扮。

克孜爾石窟壁畫有著豐富的內含和獨特的風格，哈金認為它創作於公元650～750年之間。這位考古學家經過分析得出結論，這種壁畫受薩珊藝術的影響較大，具有造型不規則和色彩過於明亮的特點。在現藏於柏林博物館的克孜爾和渾圖拉佛教壁畫上，有佈施的男男女女組成的迎神隊，逼真地表現出公元5～8世紀時庫車的宮廷盛況。這充分證明了庫車貴族階級確實屬於印歐人種，他們的裝扮與其他各方面的物質文明都很明顯地伊朗化了，但他們的信仰與文學方面則深受印度的影響。克孜爾石窟內壁畫上的宮廷服裝旁邊有幾幅表現軍人形象的圖畫，上面有頭戴圓形盔帽、身穿鎖子甲、手持長矛的庫車鐵甲騎兵隊，令人很容易聯想到薩珊的騎兵隊和克里米亞刻赤－班第加拜壁畫上的薩爾馬特騎士。

這種深受佛教影響的伊朗藝術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發現了，主要位於闐東北的綠洲上。在丹丹－威裡克的木板畫上（公元7世紀末），我們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體美人魚緊緊靠在一起，她們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畫中的裸體女人。旁邊是一個完全伊朗式的騎士與一個養駱駝的人以及一個有鬍鬚的菩薩，頭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綠色寬袖長上衣、長褲和靴子，那靴子與薩珊宮廷服飾中的靴子一模一樣。此外，我們在吐魯番地區的別哲克里克、木頭溝等地的壁畫與小雕刻上同樣發現了伊朗的影響。別哲克里克壁畫中的神穿著鐵甲，使我們聯想到克孜爾與渾圖拉石窟內穿著薩珊式甲冑的庫車騎士。另外，哈金還發現，那裡的觀音菩薩將印度式的優雅姿態表現到了極至。在木爾圖克壁畫中，我們在印度式菩薩旁邊看到一些侍者，他們穿著與克孜爾壁畫上的騎士同樣的甲冑，戴著薩珊式的翅膀形狀的頭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爾發現的精緻的人造雲石肖像，從外表上看，它像一個人種陳列館般的奇特，使人們立刻聯想到與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達的希臘－佛教小雕像（現收藏於基邁博物館內）。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紀後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歐人居住的綠洲（從葉爾羌、于闐到羅布諾爾，從喀什、庫車與喀喇沙爾到吐魯番）在文化方面並不屬於阿爾泰和草原文明，而屬於印度與伊朗的偉大文明。這種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國邊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更進一步說，由於有了它們，印度與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國內部，這一點伯希和與斯坦因在敦煌（即絲綢之路進入當時中國甘肅省的門戶）所發現的佛教壁畫與幡旗可作證明。

草原上的古代史

絲綢之路　（4）

鮮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