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起變亂。南京守備太監黃賜，指沿江洲地為蘆場，盡收其利，但歲額租課仍責償於民。

宦官佔地到了正德以後，又有發展，張永奏求七里海等處莊田，戶部以其違禁乞請，提出要給予懲治，武宗卻詔準他管業。谷大用侵佔產業莊田萬餘頃。劉瑾，先是請得朝陽門外地數百頃蓋玄明宮，不久，又請貓竹廠地五十餘頃以供贍香火。為了擴充玄明宮地，先後拆毀了民居一千九百餘家，挖掘了民墳二千五百餘座。這玄明宮，實際上是劉瑾的莊田。此外，在天津附近，他還有莊田不下千頃。嘉靖時，康陵神宮監太監劉杲，奏討了天壽山空地並九龍池草園栽種果菜。張銳在順天府東安縣等處強佔田地，司禮監張佐等還得到了已改成皇莊的、湖廣承天府的地。天啟年間，魏忠賢一門所受賜田地更多，光是他本人就擁有土地萬頃以上。在宦官的莊園裡，農民所受的壓榨，自可從宦官管皇莊的情況中看到。

二、明朝宦官與經濟（23）

此外，還要提到的是，在激烈的土地兼併中，宦官有時還仗著至高無上的皇權，侵奪到王府、勳戚的頭上，佔取他們的莊田。例如：正統時，太監喜寧大打出手，侵奪了英國公張輔的田宅，搗毀了張輔的居室，把英國公家人的妻子打得墮孕而死。正德時，馬永成不僅強佔慶雲侯周瑛地八頃，而且強逼駙馬石孫男石誠把三十三頃地退讓給他［149］。劉瑾則侵佔了崇文門外淳安大長公主莊園。神宗垂危時，魏忠賢、劉朝假傳東宮令旨索取世宗戚畹絕莊。當然，也有勳貴奪取宦官莊田的，但事例較少。嘉靖二十年（1541），刑科高時中就揭露武定侯郭勳奪了故太監蕭敬值金二十萬的莊田；奪了太監魏彬田廬，太監韋、寧瑾田園各值二十萬。但不管是宦官奪取了勳貴，還是勳戚奪取了宦官的田地，都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深化。

（3）　宦官與牧馬草場、墳園、上林苑地

莊田以外，與宦官關係密切的土地還有部分牧馬草場、墳園、上林苑地等。

草場，有些史籍如《明史·榮王傳》載，謂設於永樂中，實際上早在洪武六年（1373），即在湯泉、滁州等地開始設定了［150］。以後，又不斷擴大到北方邊境以及京畿附近其他地區。由於草場與馬政密切相關，設定的目的在於“蕃育馬匹，以資武備”，“以尊國勢而防寇患”，所以明政府曾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侵佔。但隨著明代土地兼併的開始，草場亦成了包括宦官在內的權豪勢要侵奪的物件。

早在正統九年（1444），戶部右侍郎焦宏、司禮監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御馬監放牧的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時，即發現這些地方“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佔，私役軍士耕種，甚至起蓋寺廟，立窯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狹窄，馬多瘦損”［151］，因而奏“請正其罪”。但英宗卻說“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斬。今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歲遣科道一員巡查，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即既已查明的侵佔，亦不給予任何處罰，因此儘管下文提出什麼“禁約”、“巡視”，以及其後的三令五申，都甚少實效。

成化時，“場地多為內外權勢侵奪”，成化四年（1468），為制止這種侵奪，曾“令北直隸京師附近系官草場，不準內外官豪勢要妄指求討”［152］，並把侵佔苜蓿地的太監李良等人罰俸。但這些並不能阻止宦官繼續侵佔草場的行動。弘治四年（1491），太僕寺卿儲曾指出太監陸愷奏討莊田，在定興、安肅二縣閻臺共八百五十餘頃地；太監覃昌奏討莊田，在香河縣口頭杜孟家莊六百八十餘頃，均是原來的草場。弘治八年（1495），兵部尚書馬文升又奏稱：洪武、永樂年間，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但現在由於草場被勢要或親王侵佔，以致馬匹下場放牧時，“無處存住”［153］。正德時，錢能、陳貴、葉陽等分別以“開耕草場地以資修理”等等藉口，奏討草場。御馬監太監谷大用、李璽、楊經、杜堂等，分別借經管、踏勘、接管、經收等職權，結夥舞弊，谷大用侵奪民業至萬餘頃，剝民租百有餘萬。嘉靖二年（1523），戶科給事中解一貫等查明這些情況上報，並提請裁減御馬監管場官，聽監督馬房主事徵收子粒，盡革歲辦送監草料。但世宗只將谷大用降了二級，其餘不問，草場亦仍歸御馬監管理。太監麥福還提請盡徵牧馬草場地租。顯然，這些對草場日廢、馬政敗壞、邊防力量削弱都有很大關係。當然，在農業區，特別是在內地設立草場以養馬，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