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皇莊，宋代的“御莊”、“奉宸莊”為數都不多。只是到了明代，由於宦官的插手，皇莊數量才激增，成為明代一大弊政。

明代皇莊設立得最早的，是永樂初年的黃垡皇莊。洪熙時，皇莊只有仁壽、清寧、未央三所。及至成化，亦只以籍沒太監曹吉祥的大片地為皇莊，由宮中直接派宦官管理，收取租稅。弘治初，皇莊有所擴充套件。畿內皇莊已有五處，而勳戚、中官莊田達到三百三十二處。不過，皇莊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正德年間劉瑾擅權的時候。弘治十八年（1505），他奏置皇莊七所於畿內，後來發展到三十餘處。所以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記此事時，深深感慨“宦官之關係治道如此”。這一時期，皇莊土地的來源，表面上雖然是“籍沒”、“投獻”，實質上卻是以各種形式侵奪民田。所以在皇莊中耕作的農民，不但看不到“皇恩浩蕩”，相反，倒受到更嚴重的掠奪和剝削。作為皇莊實際統治者的管莊宦官所起的惡劣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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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22）

宦官管理皇莊之苛虐，史書多有記載，一般表現為“假託威勢，逼勒小民，科索必逾常額，所領官校甚為民害，致蕩家鬻產，怨聲動地，逃移滿路”［146］。如侵佔皇莊附近小民田土，“在莊旁者產去稅存”；民間牛馬豬羊，凡誤入莊地，即被攫取；近莊的冢墓被隨意發掘，屋舍被拆毀，稍與管莊人員爭辯，即被鞭捶。對這些情況，從按巡之使到各級地方官員均不敢過問，認為“此皇莊，無如何也”［147］，這樣，皇莊儼然成了國中之國。正德時劉寧、劉允在通、薊、河間徵皇莊子粒，均以私帖傳遞兵部，索取夫馬。北直隸南宮、寧晉、新河、隆平四縣的管莊太監劉祥、金鳳等先後十數人，都是“專肆剋剝，民甚苦之”，這都加劇了明王朝心臟地區的階級矛盾。正德時，大學士劉健等就曾明確指出：“京畿內外盜賊縱橫，亦由於此”。

嘉靖初年，明世宗朱厚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夏言極言皇莊之害，揭發管莊太監出入裝運租稅，不僅索取夫馬食宿，而且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擅作威福，“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蚌螺莞蒲之利，靡不括取”［148］，等等。自此以後，正德以來的投獻侵牟之地，有一部分給還百姓。但由於宦戚從中阻撓，實際上成效甚微。

萬曆年間，皇莊又有所發展，如《明史·潞簡王傳》載：潞簡王朱翊到藩地後，他在畿內的王莊改由內官管理，皇莊“自此益侈”。《續文獻通考·田賦六》還載：“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2）　宦官廣置莊田

宦官在擴充套件皇莊的同時，也充分顯示了他們對封建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貪慾。他們用乞討、強奪、侵佔等各種辦法得到土地，甚至連城門外的城濠都種上蓮藕禾苗。宦官霸佔民業，廣置莊田，不納糧租，不當差役，“彼則田連阡陌，民無立錐之地”的情況，在景泰時曾被人列為“內官十害”之一。其實，這些現象早在宣德年間已不是個別現象了。宣德六年（1431），宣宗朱瞻基曾令都察院出榜曉諭：凡先所差內官內使，有在外侵佔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的，均由所在官司查明核實，原系官者還官，原系軍民者還軍民。這曉諭雖然在實際上並未得到貫徹，但卻反映了宦官在各地佔有土地的普遍性。據《明史》載，宦官佔有田地是從正統時的“尹奉、喜寧始”，實際上，宦官佔有田地的時間還要早一些，《明宣宗實錄》中，已有宣德六年（1431）中官朱敬奏乞莊田的記載。

宦官佔田情況的加劇是在天順以後。天順元年（1457），賜太監劉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頃，賜鄧永德勝門外田八頃。又將故太監劉順、王瑾的莊田賜曹吉祥，曹遂得以擁有涿州羊房草場莊地百餘頃。天順二年（1458），又以原賜給皇太后之父孫忠的莊田一千多頃賜給太監辰保（即御馬監之陳寶）。劉永誠也被賜給武清縣利上屯莊田二百五十餘頃。故史載這時內官弟侄等人田連千頃，馬系千匹。當御史楊到河間時，百姓紛紛向他控訴曹吉祥和忠國公石亨侵奪田地，可見曹吉祥並不滿足於乞討得的賜地。成化時，汪直霸佔了寶坻縣七里海荒地兩萬多頃，立莊於其中；還有不少宦官得到了賜田，如梁芳就得到了永清縣莊田。弘治元年（1488），賜陸愷保定府定興縣等處地二百頃；二年（1489），戶部又議給甘肅甘州地方鎮守太監田二百頃。李廣還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土地，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