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時，王敏政、胡良輔又以無橋為藉口，勒索銀兩，稱為“無橋價”［142］。崇禎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盧維寧到朝鮮肅川時，將接待他的大廳裡的一切鋪陳器皿，全部搬上了自己的船。沿途又拒收禮物，一切均要折成銀子送給他。到了碧蹄館，又以送給他的銀子和人參的數量，比以前送給王敏政、胡良輔的少，大為怒惱，故意停留兩天，不肯上路。直到朝鮮京畿監司李聖求與遠接使和他們商議，除開讀禮時送銀一萬兩，人參三百斤以外，另又再加給銀二千兩、人參二十斤，才肯前往京城。與此同時，盧維寧又將自己帶往朝鮮的物品強令朝人高價收買，如“一等頭目之物貨，折銀八萬五千一百餘兩，而緞綃只五十—匹，餘皆雜物。燔造石佛稱以玉仙，折銀二百兩。僧人念珠，折銀五十兩。石珠名以琥珀，折銀五兩。”其中許多東西都是“雖取一兩，猶為自給”的。不僅如此，在與朝人貿易時，又“以小易大，以賤換貴，徵索無厭”，致“市民皆將潰散”。這些強制的不等價交易激起了朝民的憤怒，當盧維寧赴宴後歸賓館時，朝“父老等列立路左，一時痛哭，以示其悶迫之狀”。結果，朝鮮仁祖不敢開罪盧維寧，竟下命“囚治首倡者，拿推平市官”，以息盧維寧之惱。後來盧維寧雖因此被參，皇帝仍“念遠涉勞，姑免究”［143］。這些都使得中外關係中的矛盾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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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21）

3。　權宦對財富之濫費

宦官不擇手段地攫得大量財富後，或是幾十萬、上百萬地予以窖藏，使它們離開了流通領域，加劇了明中葉以後普遍出現的“銀荒”，或是揮霍浪費，過著窮奢極欲的奢糜生活；或大建寺廟、生祠。這些都加強了古老的商業資本的封建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緊緊追隨著最高統治者，同樣過著寄生生活的宦官，也具有封建統治者的通性——最大限度地揮霍財物，以滿足自己的各種淫慾；明代高度的中央集權，繁榮的商品經濟，發達的手工業又為這種揮霍提供了條件，使它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宦官只是奴才，不是主子，只管花銷，不管收入，更不會顧及生民塗炭，所以除個別例外，在浪費財力、物力上，他們往往比皇帝還要無所顧忌。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單是為僧繼曉在西華門外建大鎮國永昌寺，便用了內帑銀數十萬；又競獻珠寶以求得寵，使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就這樣，把“累朝儲以備邊圉緩急”的內帑十窖積金花銷殆盡，連憲宗都指斥他們“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144］。成化、弘治時，太監等病死建墳，只給五十兩銀，正德時驟增至五百兩。黃蠟，明初每年只用三萬斤，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斤。內侍巾帽靴鞋之費，成化年間用二十餘萬，正德八（1513）、九（1514）年增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萬曆時，惜薪司暴斂，連司禮監太監張宏都慨嘆“茲（炭薪）丘積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永樂一朝，在明代尚屬“歲用省”之時，成祖朱棣已經指斥宦官“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更遑論明中葉以後宮內歲入不足，便增添稅收，“佐以榷採，又每傳取外府入內”［145］之時，其結果自然又是加重了百姓負擔與明廷的財政危機。

（三）　宦官與土地關係

明初，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統治，明王朝曾實行了賑恤、招撫、蠲免、治水等一系列發展小農經濟的政策。與此同時，又大力鼓勵墾田，廣設屯田。這些措施都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墾田數字激增，倉廩充盈，軍國所需大都可以依靠屯田供給，出現了民氣漸舒，經濟開始興盛的景象。但是，明中葉以後，土地兼併日益加劇，無所不到的宦官的觸角，也迅速伸到土地上來了。他們在替皇帝主子擴充皇莊的同時，也千方百計地為自己佔奪土地，不僅吞噬民田，而且攫及屯田，這更加劇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小農經濟破產了，屯田破壞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也隨之而動搖。

1。　宦官與莊田

明代宦官與土地的關係，首先表現在與莊田關係密切。

明代莊田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宮中莊田，稱皇莊；一是皇帝賜給王府、勳貴的田，稱王府莊，勳戚莊，均不納國賦。宦官則既管理皇莊，又因被賜田而直接擁有自己的莊田。

（1）　宦官與皇莊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皇室直轄的莊田卻不多見。漢代的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