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濫增

弘治十八年（1505），李夢陽疏稱：“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67］。但問題提出後未受到重視，人員仍在繼續增加，如臨清州，有臨清、廣積兩倉，以前只有監督內臣一人，後增至兩人。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人。正德五年（1510）九月後，只存六員。正德六年（1511）五月後，存留三人。但正德後期，倉糧數額未有任何增加，而監督驟增至十五人。這管倉太監十五處除均有“修理衙門、買辦物料、人匠工食、工差人役支給等項”費用要供應外，還有大量隨員。計管倉太監內掌敕楊太監一人便要跟用門子二人，皂隸二十二人，其餘十四處每處門子一人，皂隸二十人，統計共佔用門子十六人，皂隸三百零二人，俱在臨清州服役。再加上投跟者眾，以致“僕御騎從每相望於途，而驛遞等衙門日不暇於應給”［68］。面對這種情況，正德十六年（1521），下令在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馬場、倉場、各皇莊等處，但系正德年間額外多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查參取回時，又令臨清倉監督內臣，止留見在二員，並不許縱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後不必添補。嘉靖元年（1522），又以戶部屢奏監督“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蠹”，詔革中瑞館及各官署。嘉靖三年（1524）議準今後京、通兩倉太監不許添設。嘉靖十七年（1538），題準今後十庫不準增添內官。但儘管如此連續下令，實際上監督內官以後仍時革時設。萬曆時，惜薪司竟至“朝進一人，暮進一人”，致“幾十倍於前”［69］。可見管倉儲內官人員之冗濫，已成難於改變的積弊。

（2）　內府各庫監收宦官之橫索無厭

內府各庫包括內承運庫、廣積庫、甲字型檔、乙字型檔、丙字型檔、丁字型檔、戊字型檔、贓罰庫、廣惠庫、廣盈庫、天財庫（亦名司鑰庫）、供用庫等十二庫，庫各有專門職掌。弘治時，給事中胡易曾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有鑑於此，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下令：百姓輸納錢糧到京，凡遇收放內府各監局、各庫及各衙門管事內使家人，有勒巧取財物及縱容下人通同作弊，致使揭債經年屢月不得完結者，治以重罪。緊接著，在正德元年（1506），武宗亦下令：內府各監局、各庫及各處倉場收受錢糧，除舊例該用鋪墊席秸等項按戶部規定的數目取用以外，不許以前指各項使用為理由，勒要納戶財物。十六年（1521），又議準京倉收受糧斛，照舊止令原來委派的主事督收，不準提督太監違例攘收，納賄作弊。儘管如此，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納軍器，仍因被索賄賂，未能滿足內官要求，以致稽留八載，乞食於市。而京通倉提督太監蔡用等，則欲將已革去的曬夫、囤基、各色財物歲計銀七萬四千兩仍行追收。嘉靖七年（1528），又議準凡遇有指稱太監名目，勒要茶果等錢的，準各官員並緝事衙門逮捕，審問枷號。八年（1529），世宗下令每年差給事中、御史各一人，於內府內承運等庫並各監局巡視監收，禁止和革除種種奸弊。真可謂三令五申，似要務行禁絕勒索之弊。但是嘉靖十四年（1535），提督京、通倉場內官監王奉、李慎互以奸贓訐奏時，戶科給事中管懷理就指出，在處理倉場錢糧諸事上，宦官只知恣意索賄，於國事毫無裨益。十五年（1536）遂又議準長安等門守門人員，有仍前科索解戶財物的，准許題參逮問。這實際上是反映了科索並未得到有力的遏止。

隆慶二年（1568），給事中王璽等又指出內庫之弊，在外面的有三種，即“包攪花費”，“解戶私逃”，“挪移延緩”。在裡面的有四種，即“鋪墊常例”，“守門科克”，“茶果饋儀”，“棍徒需索誆騙”。更有嚴重的，如甲字型檔內臣趙綱因為勒索，將解戶活活逼死。

倉庫內官橫索之中影響最大的，一是內府收糧時的“增耗”，一是迫取鋪墊。

增耗：內府收糧時常以增耗為名，大肆勒索，常常因此加收數倍。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就勒索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算，則得白金四千兩。又各佔鬥級二三百人，迫他們交納月錢。其中為害最大的是白糧。成化以前，糧戶解納白糧及各樣合用物料時，由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然後運送內府。弘治以後，部官避嫌，不肯驗收，令小民直接交到內府。於是白糧一石，公然加到一點八石才被收下，各項物料有被迫納賄四百兩銀後，才取得批迴的。正德時，臨清州奈米一百石，用銀六七十乃至###十兩，糧戶無法交納，往往因此被捕，死於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