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票號釋出政司。正德九年（1514），新任鎮守太監梁裕，又以進貢、謝恩、買辦金石、方物等項費用數多，提出要照崔安等在鎮時之例，讓布政司將銅斤號票送給他變易銀兩應用。至正德十年（1515），鎮守太監史泰亦照前例行文，將銅斤號票徑自出給參隨人員抽分。以致布政司無法干預，“課稅盡歸消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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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5）

萬曆年間，明神宗派出宦官為礦監，到處開礦，為害更遠遠超過前代。《明史·食貨志》載：萬曆二十四年（1596），“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鑑、趙欽，四川則丘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雲南則楊榮。”這眾多的中使派出時，均給以關防，而“中使衙門創設，並無舊署可因”，即沒有固定的編制，因而人員冗濫，“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59］於是輿馬充斥，人役沓雜，騷擾地方。這些隨員又多是在各地網羅的地痞無賴，他們狐假虎威，到處把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採。種種額外加派，無端需索，任意指良田、美宅、墳墓為“有礦”，立即便要開挖，只有收到賄銀才停止。陳增用攤派的手法，強令有鉛礦無銀礦的益都縣納銀。高淮在遼東逼迫地方交納礦稅銀三萬兩，當地官員不得不“議於官俸、民房、牛驢、屯田、地畝及吏丞班銀、各衙門公費內通融酌扣。猶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徵銀或一兩或二兩”，這才能勉強支應過去［60］。類似的例子不勝列舉，下面我們將在一些主要的礦稅使的傳中加以論述。

萬曆二十六年（1598）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上疏，鮮明地指出：在開礦的名義下得到的銀子，不是取自山澤，而是奪取於閭閻。大學士沈鯉在《請罷礦稅疏》中，亦指出礦稅“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而且官員行政上的加派尚有一定數額限制，相比之下，中使及其隨員的攫取，卻是任意的，沒有任何限制的［61］。

礦監稅使之四出掠奪，用當時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在奏本中的說法，是“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饜群眾，逸圈內之豺狼以吞噬百姓”［62］。實際上，從萬曆二十五（1597）至三十三年（1605）礦稅使進內庫銀將近三百萬兩，其用處是“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63］，而###倍於此的銀子則流入了宦官及其爪牙的腰包。

明王朝為內庫收入這三百萬兩銀子，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上，沈一貫曾指出為礦稅使而支出的費用達到每年八百萬兩［64］，而礦稅使破壞性的橫肆掠奪，更使得“貧富盡傾，農商交困”，國庫虧損。政治上，宦官與官員、百姓矛盾重重，比較正直敢言的官員被逮問罷黜，百姓被迫得“流離轉徙，賣子拋妻，哭泣道路，蕭條陌巷”，終於激成了包括山東、湖廣、遼東、福建、陝西、山西、廣東、雲南、京畿和南直隸在內的廣大地區裡大大小小的民變，參加者甚至有官員、士人。結果楊榮被殺於雲南，高淮被逐於遼東，孫隆逾牆逃跑，陳增一夕自經，更多的礦稅使則是滅了威風，被撤回京。這些都反映了“天下之勢如鼎沸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65］。與此同時，地主階級內部爭奪財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環繞礦稅的爭論，皇族集團與官僚集團——特別是南方地主階級代言人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對這種封建統治險象橫生的局面，高攀龍曾驚呼：“民不聊生，大亂將作矣。”［66］儘管如此，礦稅仍延續到神宗死去時，才得以遺詔停止。

2。　倉儲

明代倉儲有中央的和地方的兩種。地方的由布政司府州縣自己管理，歸地方掌握使用，中央的由戶部管理。自宣德末年開始，在京、通二倉設定了總督中官。正統三年（1438），令戶部侍郎一員同內官總督在京、通州糧倉及提督馬牛羊等房草豆料，以後總督中官逐漸增至二三十人，設中瑞館管轄。從此，“凡為倉庫害者，莫如中官”，具體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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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6）

（1）　管倉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