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之名放皇債，進行高利貸的盤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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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4）

宦官除把持皇店外，還依仗政治特權，在京畿附近建立私店。這些私店勢焰之盛、擾害商民之甚，亦不亞於皇店、權貴私店。從《明實錄》的記載中可見宦官的私店亦有多種，正統時，京城頭角等處停積客貨、客店、塌房中，就有由宦官開設的。太監僧保、金英恃勢私創塌店達十一處；在河西務到直沽一帶交通要道、通州、張家灣，亦有太監的私店。御馬監太監劉順既有欽賜的塌房，也有自置的塌房。成化時，太監梁芳曾得到欽賜的和遠店，後來梁芳被貶到南京閒住時，才不得不將店退回。正德前後，遼東鎮守太監朱秀在山海關外八里鋪設立官店，以駐來往車輛，名義上是用這收入補充“犒夷”費用，實際上收入全歸他自己，成了他的私店。兵部揭發這事後，武宗“詔宥之”，仍讓他管業如故。

這些皇店、私店“盡籠天下貨物，令商賈無所謀利”［52］，還縱使無賴子弟“霸佔關廂、渡口、橋樑、水陂及開設鋪店”，從中“販賣鈔貫，抽要柴草，勒擺渡、牙保、水利等錢”［53］，如朱秀就擅自規定過一輛車，必須交銀一兩。宦官奏求得塌房後，還用它“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弄得“行賈坐敝”，亦“莫敢誰何”［54］。甚至搜查官員行李，失陷客商財物，等等。這種種與民爭利無異於搶劫的行徑，弄得怨聲載道，以致武宗遺詔中不得不令“革京城內外皇店”。世宗初即位，馬上對掌皇店的首惡太監加以懲處，把他的爪牙發配充軍，迫使宦官勳貴在這方面稍作收斂。

但厚利之所在，收斂只能是暫時的。萬曆時，“自趙承勳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這時的皇店是“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55］。宦官的私店亦隨之急劇增加，馮保八店，歲有四千金之課。太監張誠“市店遍於都市，所積之資，都人號為百樂川”［56］。連像王安這樣比較正直的太監，也開設布店，以善經商知名。這些形形色色的皇店、私店暗損國稅，壟斷經營，甚至斷絕一些商人生計的情況，直至明亡不變，商業，尤其是京畿附近商業的發展，由是受到嚴重桎梏。

（4）　礦稅使——萬曆年間對工商業的一場浩劫

明代自洪武以來，金銀礦屢有開採。永樂年間開始派出宦官前往提督查核。永樂十三年（1415），太監王房等督夫6000人，於遼東黑山淘金，凡90日，得金8兩。永樂十五年（1417），又命內臣在廣西南丹州採金礦，一年多，僅得96兩金，這才停止了。以後屢開屢停，中官提督開採之見載於《明史·食貨志》的，有景泰時戴細保提督浙閩銀場；天順時，羅永到浙江，羅到雲南，馮讓到福建，何能到四川提督銀場。

明中葉後，由於生產發展，需要更多的金屬製造工具；國內外市場擴大，貨幣經濟發展，貨幣具有了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對鑄幣用的金屬需求量越來越大；統治階級為擺脫日益加深的財政困境，滿足不斷膨脹的消費慾，而進一步壟斷礦冶採煉，極力搜尋地下富源；加上採礦工程大，督辦人員易於從中舞弊、敲詐勒索等等原因，宦官不斷趁機鼓譟開礦。弘治四年（1491），龍綬請開銀礦。正德初年，秦文請復開浙江、福建銀礦。但採礦之到處為害，則主要在萬曆年間。

萬曆以前，內官督開礦之為害，以銀礦為例：雲南大理府新興等處銀場，原撥各衛軍充礦夫挖取，歲辦銀兩。正德時，鎮守內官改派人員分管各場採挖，未免中飽私囊，以致歲辦之額不足，於是將礦夫口糧折辦，又將夫丁幹認，共補課額。大約每年銀場所出，不過3000兩有餘，而礦夫口糧、夫丁折辦幹認，甚至達到28000餘兩，而加耗及靡費又一倍以上。雲南人反映，由宦官派出之“京官管場，重取之軍夫而不足，設令他官管場，專取之銀礦而有餘”［57］。又以銅礦為例，雲南楚雄府等處銅礦銅駝票號，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先是由布政司每銅10馱（每馱約重140斤），抽銅1馱，後因收放不便，改為照數折銀交司，每馱納銀6錢。以後，鎮守太監差人私自抽分，逐漸加收，每馱由納銀6錢增至兩。弘治十八年（1505），又由布政司改為每銅1馱，抽銅10斤收貯在庫，以備鑄造。但正德二年（1507）鎮守太監崔安以奉欽命造鐵減金銀靶、緬刀等等，大約要用銀2000餘兩，無從區畫，提出要布政司將前銅斤給抽票簿印押，送付抽分。崔安調回後，繼任鎮守太監張倫相沿抽分。張倫調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