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地方政治，越不像職業軍隊，往往就越強大。

大清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已經失去了八旗，其命運已經無法扭轉了。

到最後，無論地方督撫的動機是什麼，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全國政局不再是用什麼聲音說話的問題了，槍桿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權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與政見有直接的聯絡。

很多人所謂“曾李不自立”問題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因為此時下到一個鄉村，上到一省，軍事化已經導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槍桿子出政權其實在清代最後幾十年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共識，無論誰去改革，怎麼改革，最後都只能被各種軍事實力派所綁架。

對於一個急於改革的國家而言，這成為致命的缺陷。

華皇認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圖強，本質上都沒法扭轉這一點！

因為代表的是階級，是群體，不是一個實權者個人能夠左右整個階級的。

這個問題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後也同樣存在，但它在中日兩國的表現卻很不一樣，在日本，軍人至少被驅逐出了地方事務，而在中國，軍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說清末，無論你是什麼派，說到底都是一個個軍頭的附庸而已。

任何軍閥社會都會很快陷入政治和社會的嚴重脫節，並由此造成任何所謂的改革都會迅速無效化，假如槍桿子出政權的邏輯無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話。

其實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清廷唯一的問題就是軍閥問題，這不只是幾個軍頭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國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1196　指示曾紀澤軍購計劃】

在明治維新開始前，日本無論天皇，還是維新派，還是幕府就改革問題已經有共識了。

實際上就處於原本的歷史中，清末戊戌變法成功後的狀態。

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雖然是幕府最高領導人，但他本人卻是個維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還。

只是因為幕府的守舊勢力太深，意見不統一，而且薩摩及長州兩藩心急，等不及了，才發動了倒幕戰爭。

戊辰戰爭結束已經是1869年，最後的餘波西南戰爭是1877年。

因為華皇的關係，這趟戰爭到現在還沒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歷史軌跡發展，西鄉隆盛早死了，但現在西鄉隆盛仍然活蹦亂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華皇出訪歐洲之前，剛剛被軒建章抓住之後，然而華皇下令，軒建章和李鴻章又將西鄉隆盛放了回去。

薩摩及長州兩藩就有與中央相抗衡的實力，而中國維新派幾乎沒有基礎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幫著維新派去跟守舊派鬥，最後恐怕會比北洋時期還亂。

無論上層的精英們怎麼折騰，最底層的農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方式不變革，社會還是那樣。

當然，還有一種情形不得不考慮，變革過程裡槍桿子裹脅其他盲從者。

華皇向曾紀澤說了他對於國家走向的一些看法，這讓曾紀澤對整個國家的局勢和華皇的對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認識。

曾紀澤也向華皇彙報了他在歐洲的一些學習成果。

曾紀澤一是對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

他從小學教育入手，認為：“中華所謂小學，有古今之分。漢學家以文字、聲音、訓詁為初學津樑，古小學也。宋學家以灑掃、應對進退為童蒙基址，今小學也。”

而“西人所謂小學，則以顯微鏡察驗纖細么么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萬物材質凝動之分，生死之異，動植之類，胎卵溼化之所以別。

由細而知巨，由表以驗裡，由無用以求有用，由同種以察異種。

以此為小學，與光學、電學之屬，爭奇而並重。設公會邀人觀覽，亦集思廣益之意也。”

以此論之，中國的學問注重人的道德文章，關注主體的修行，而西學注重對客觀事物的考察。

曾紀澤並沒有把西學的路數和中國的“格物致知”對照研究。

雖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國商民，仿效歐洲富國強兵之術、格物致知之學”。

但是，如果他進一步推論，甚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傳統的學問，並沒有真正遵循“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訓條，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這可能是中國傳統學問有意無意對新儒學（理學）最初教條的偏離，而這種偏離正是導致中國學問出問題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