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還在為那件他“毫無責任”的事暗暗自責。

他不僅是《義和è》的責編，還是我獨立完成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神燈》、第一部中篇小說《鋪花的岐路》和第一篇短篇小說《雕花菸斗》的責編。這些小說的背後全都有一個故事。這些故事我記得清清楚楚。他一直支援著我奔入傷痕文學的大潮。然後我們好像各自東西，我忙我的文學、繪和文化保護，他依舊幹著自己的老本行結識一位又一位新作者、改稿、編書，直到把書出版。我只是偶爾與他通一個電話。

隨著時間的推移，給他的電話少了，有時間隔的時間會長達數月或半年。一次，他接到我的電話忽然說：“大作家居然還記得我！”這使我一陣慌張。我忙著解釋和致歉，正當我感覺愈解釋愈無力時，他卻笑道：“解釋什麼，你要不記著我還會來電話嗎？”這使我深深感受到他對我挺在乎，在乎是一種情感上的需要，這需要牽著日漸遙遠的那些有情有義的往事。那麼為什麼他從來不打電話給我呢？連他後來生病以至突然辭世而去都是別人告訴我的。

直到他去世後，他的愛妻劉蘊潔才對我說，他不願意像那次我跑到北京的和醫院去看他。他不叫妻子再把病情透露給我，怕我著急、分心、影響工作。但直到生命最後的一些日子，還叫妻子去書店看看有沒有我的新書？？

他把三十年前的那份友情一直堅持到最後。他這種方式源自一種性格，一種情義，也是那個時代編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