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純粹的摯愛。我便懷著這種感受，打算在什麼時候與戴先生再碰上，好好聊一聊。但人生給人的機緣常常吝嗇得只有一次。也許惟有一次才珍貴，也許這一次已把什麼都告訴你了，就像在雅典碰上可敬又可愛的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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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嬰先生

三年前的春天裡意外接到一個來自上海的電話。一個沙啞的嗓音帶著激動時的震顫在話筒裡響著：“我剛讀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叫我感動了好幾天。”我問道：“您是哪一位？”他說：“我是草嬰。”我頗為驚愕：“是大譯家草嬰先生？”話筒裡說：“是草嬰。”我情不自禁地說：“我才感動您一兩天，可我被您感動了幾十年。”

我自詡為草嬰先生的最忠實的讀者之一。從《頓河的故事》、《一個人的遭遇》到《復活》，我讀過不止兩三遍，甚至能背誦那些名著裡一些精彩的段落。對譯家的崇拜是異樣的。你無法分出他們與作者，比如傅雷和巴爾扎克，汝龍和契ú夫，李丹和雨果，草嬰和托爾斯泰，還有肖洛霍夫。他們好像是一個人。你會深信不疑他們的譯文就是文，這些譯本就是那些異國的大師用中文寫的！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寫長篇小說時，剛剛開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ú夫的小說選，但不知出於何故，沒有去找專門譯契ú夫的譯家汝龍，而是想另請他人重譯。為了確保譯本質量，便從契ú夫的小說中選了《套中人》和《一個小公務員之死》兩個短篇，分別交給幾位俄文譯家重譯。這些譯者皆是高手。知交稿後都不如汝龍那麼傳神，雖然譯得像照片那樣準確無誤，但契ú夫本人好像從這些譯文裡跑走了。文學譯就是這樣如果請汝龍來譯肖洛霍夫或托爾斯泰，肯定很難達到草嬰筆下的豪邁與深邃。甚至無法在稿紙上鋪展出托爾斯泰像河那樣彎彎曲曲又流暢的長句子。然而契ú夫的精短、靈透與傷感，汝龍憑著標點就可以表達出來。究竟是什麼可以使譯家與作者這樣靈魂相通？是一種天性的契合嗎？他們在外貌也會有某些相似嗎？這使我特別想見一見草嬰先生。

幾個月後去南通考察藍印花布，途上海，李小林說要宴請我。我說煩你請草嬰先生來一起坐坐吧。想見面一怔。草嬰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雖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卻是那種典型的骨骼輕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時，感覺他的手很細小。他靜靜地坐在那裡，舉止的動作很小，說話的口氣十分隨和，無論如何與托爾斯泰的濃重與恢弘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聯絡不到一起。

朋友間伴隨美酒佳餚的話題總是漫無邊際。但我還是抓空兒不斷地把心中的問題提給草嬰先生。

從斷續的交談裡，我知道他的俄語是十幾歲時從客居上海的俄國女僑民那裡學到的。那時進步的思想源頭在北邊的蘇聯，許多年輕人學習俄語為了直接去讀俄文書，為了開啟思想視野和尋找國家的出路。等到後來可能是1941年吧，他為地下黨和塔斯社合作的《時代》週刊譯電訊與文稿，就自覺地把譯作為一種思想武器了。當時許多大作家也兼做譯，都是出於一個目的：把進步的思想引進中國。比如魯迅、巴金、郭若、冰心等等。我讀過徐遲先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在重慶出版的《托爾斯泰傳》，書挺薄，紙張很黑，很糙。他在這本書的“後記”中說，當時正處於抗戰時期，紙張奇缺，《托爾斯泰傳》總共有五百頁，無法全部出版，最多隻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頁。他之所以把這部分譯稿印出來，是為了向國人介紹一種“深刻的思想”。

這恐怕就是那一代譯家的想法了。譯對於他們是文學事業的一部分，也是一種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後文藝的復甦時期，出版部門曾想聘請草嬰先生主持譯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堅持做譯家，立志要譯托爾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們確實需要一套典的托爾斯泰全集。”我說。

他接下來講出的理由是我沒想到的。他說：“在十年‘*’的煎熬中，我深刻認識到缺乏人道主義的社會會變得多麼可怕。沒有過人文主義時期的中國非常需要人道主義的啟蒙和滋育。托爾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義！”是啊，巴金不是稱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世界的良心”嗎？

他選擇做譯的出發點基於國人的需要。當然是一個有見地的知識分子眼中的國人的需要。

來譯家的工作不是“搬運”別人的作品，不僅僅是謀生手段或技術性很強的職業。它可以成為一種影響社會、開啟靈魂、建設心靈的事業。近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