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她時，深深折下腰來，向她恭敬地鞠一個躬。戴先生的個子不高，見我這六尺大漢行此大禮，不禁哈哈大笑。其實個子再高的人，心中對她也一定是“仰視”的。

平日很少能見到戴先生，偶爾在會議上才能碰到她，料一次竟有十天的時間與她獨處。那是1996年，我赴希臘參加IOV（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舉辦的“民間文化展望國際研討會”。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許多金髮碧眼和鬈髮黑膚中間，正巴望著出現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後用中文叫我：“馮驥才，是你嗎？”我扭身一看，一位略矮而輕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滿頭銀髮，肩上很隨意地披一條暗紅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馬上認出是戴先生。讓我認出她來的，不只是她清新的容貌和總那樣彎彎的笑眼，更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家的氣質。我不禁說：“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顯得很高興。她說她是IOV的執委，從倫敦過來參加會。她也希望碰到一箇中國人，沒想到這個人會是我。

我與她之間一直有一種親切感。這可能由於她與我母親同歲。再一個因很特別，便是她的漢語遠不如英語來得容易。她的發音像一個學漢語的老外，而且漢語的詞彙量非常有限。然而，語言能力愈有限，表達起來就愈直率。我喜歡和她這樣用不多的語彙像兩個小孩子那樣說話，直率又開心。是不是因此使我感覺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