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都是一樣的：我們的能力在大幅增加，這種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與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所有這些能力都來自傳統機構和組織的框架之外。雖然上述的許多社會性工具是電腦科學家和高科技行業的員工首先採用的，但它們現在已經越出了學術界和企業圈。它們的影響將絕不僅僅限於找回丟失的手機，而是要廣泛得多，深遠得多。

透過使自發群體變得更容易形成，使個體在不經正式管理（伴隨著相關的管理費用）的情況下更容易為群體行動做出貢獻，這些工具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無人監督的努力在規模、複雜水平和範圍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是這些限制在一開始導致了機構困境的產生）。它們沒有完全消除這些限制——有關複雜性的問題仍然很大，我們後面將會看到——但是新工具帶來了可替代的戰略，以保證複雜性處於可控範圍之內。如同我們所期待的，當願望很強烈而成本滑坡時，新的群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將出來，它們對這個世界所產生的影響正到處擴散。

結構性轉變在現代生活的大多數層面上，我們在集體努力上的天分和慾望被相當僵硬的制度結構過濾掉了，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管理群體的複雜性。我們還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所有群體，我們只是擁有我們能夠負擔的所有群體。有關不需管理的和不需付費的群體所能夠做的事情的舊有限度已經不復存在了；阻礙自發群體共同工作的難點正在被消減。這意味著，群體在沒有金錢動機和缺乏管理監督的情況下所能從事的工作的數量和種類都在增加。當下的變化，可以用一句話來這樣總結：妨礙群體行動的大多數障礙倒塌了，失去了這些障礙，我們得以自由地探索集結在一起做好事情的新方式。

喬治·特羅（George　Trow）在《沒有語境的語境中》（Within　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談到電視的社會影響時，描述了一個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同時並存的世界：

每個人都知道，或是應該知道，我們腳下的地殼構造板塊在發生遷移……政黨仍然叫著同樣的名字；我們仍然擁有CBS、NBC和《紐約時報》；但我們已經不是從前那個一切如舊的國家了。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今天，只不過換成了新的工具。我們前一年所擁有的大部分機構明天會依然存在。在過去，這些機構對公共生活的把持是無可替代的，這部分地是因為缺乏管理大規模行動的別樣途徑。現在，出現了可以和傳統機構的做事方式相競爭的機構，舊有的機構還會存在，但他們對現代生活的獨霸會被動搖，因為群體行動的創新性的替代方法已經開始崛起。

這並不是說企業和政府會逐漸衰敗。雖然針對新的溝通工具而產生的某些早期的烏托邦學說認為，我們正在進入某種後等級制度的樂土，它卻並不是此時我們所見的情形，也不會是將來發生的故事。企業、學校、政府這些機構的絕對優勢並未散去。相反，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它們的大多數相對優勢消失了——這裡相對的意思是說，相對於它們所代表的人群的直接活動。我們可以在許多地方看到這樣的跡象：例如，音樂產業仍然處於迷茫之中，因為它發現音樂的製作和發行原本是一種有價值的服務，現在卻成了顧客可以自行其是的事情。在自我組織起來的世俗團體面前，天主教會遇到了歷史上的第一個長期挑戰。然而這些數不勝數的故事絕非僅僅發生在某些特定的企業、政府和宗教組織身上。它們發生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

群體行動賦予人類社會以特殊的性質，任何群體做事的方式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這種改變不會侷限於任何特定的機構或是機構的功能之中。對於任何給定的組織，重要的都是要問自己“這樣的變化何時會發生？”以及“什麼會發生變化？”對此我們可以確定無疑地說，變化不會不發生，也沒有什麼不會發生變化。任何特定機構發現情勢不得不變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然而，各種各樣的地方性變化全部來自於一個深刻的根源：具備新能力的群體在形成，它們的工作無須遵循管理規則，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傳統桎梏。在世界上所有允許群體走到一起實現某種目標的地方，這樣的變化都會在那裡造就新貌，這將意味著，沒有這些變化觸及不到的地方。第2章群體中的人是複雜的，複雜得足以使群體難於形成和難於維持。傳統機構之所以顯示出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大多是為了應對這種困難。新的社會性工具擺脫了其中的一些負擔，使得新型的組織形成成為可能，譬如把簡單分享作為創造新群體的基點。

想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