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先例。《金融大崩盤》一書中有部分內容闡述了我以前沒有涉及過的內容，即金融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大量運用私債和槓桿作用來擴張規模，擴大全球影響範圍和增強非同尋常的盈利能力。這不是亞當·斯密式的基於市場的勝利，而是與美國政府權力、戰略指向、資金支援和美聯儲或者美國財政部對眾多其疲於應付的金融機構緊急援助結合的產物。當然，這是為了迎合重商主義者的政策偏好，並以此在全世界其他地區獲得信賴。

有人給這種意圖明顯的政策貼上“風險社會化”或者“華爾街社會主義”的標籤。我想，更好的解釋是回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將金融業，而不是製造業或者高科技產業確定為華盛頓的戰略定位的重點—用那個時代的說法是“把它作為制勝法寶”。農場和工廠是可以犧牲的，但是某些銀行和其他的金融機構卻是不允許失敗的。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潰之後，1988年操縱政府選舉的機構是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這是一個圍繞著美國財政部部長和美聯儲主席而組建的機構。這個機構的存在不是什麼秘密，只有其內部討論的記錄和干預金融市場的實質才是秘密。

新聞報道說，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在三個主要時期發揮了作用：1997~1998年，亞洲和俄羅斯貨幣危機；2001年，恐怖分子襲擊紐約的世貿中心，產生了慘重的後果；2006年，美國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掌管這一機構，後來在2007年8月住房市場危機和信用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