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二）習鑿齒對諸葛亮的曲筆偏袒

習鑿齒（？…約383），字彥威。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生活的年代，權臣桓溫正把持東晉朝政，圖謀篡逆。習鑿齒看不慣桓溫的行為，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在撰寫《漢晉春秋》時有意突出諸葛亮“權重且不篡逆”的品格，用以反襯和批評桓溫。他在敘述三國曆史時，以蜀漢劉備為正統，以曹魏為篡逆。由這樣的人來記述諸葛亮，自然少不了溢美之詞。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習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撰寫歷史，需要的是公正和客觀，最忌諱的就是歷史學家的感情色彩。但習鑿齒卻是帶著感情色彩來寫《漢晉春秋》。

習鑿齒在《漢晉春秋》開篇不久，便說周瑜、魯肅是“小人也”，其理由便是周瑜、魯肅投靠了孫權。有人問：“諸葛亮投靠劉備的行為，與周瑜、魯肅投靠孫權又有何區別？何必讚美諸葛亮而詆譭周瑜和魯肅？”習鑿齒則回答道：“評論古今人物，應該先考察其行為的本質，跟蹤其思想的淵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以管仲、樂毅自比，有匡扶漢室之志向，內心中有宗有本。劉備是漢高祖的後代，以信義而聞名於當年，有光復漢室、繼覆宗廟的決心。我這樣評論有什麼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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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篇 諸葛亮怎樣走上神壇？（3）

（《漢晉春秋。別周、魯通諸葛論》：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忠直，佐扶帝宜，尊崇寧時，遠主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跡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跡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雲不可哉！”）

正是出於對諸葛亮的敬仰之情，習鑿齒未加考察，便將很多不切實的資料納入了他的歷史著作之中。他不僅收錄了“七擒孟獲”這樣荒唐的故事，還引用了明顯是偽作的《後出師表》。後人在談及諸葛亮智慧時，言必稱“七擒孟獲”和《後出師表》中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些都是受了《漢晉春秋》的影響。

此外，習鑿齒對諸葛亮的評價也頗多主觀彩色。比如他說諸葛亮對於繆立、李嚴的懲處是“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還說諸葛亮的善於用刑是“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實際上，這是習鑿齒的猜測而已。繆立和李嚴不是未怒，不過是不敢怒而已。

（三）裴松之對諸葛亮的曲筆偏袒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裴松之為其作補註。裴松之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寫成《三國志注》（後人也稱之為《裴注三國志》），所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

裴松之在記述諸葛亮時，也喜歡發表自己的評論。當然，他的評論多是些維護諸葛亮形象的內容。

《魏略》曾記載：諸葛亮遊學荊州時，好友孟公威思鄉心切，意欲北歸，諸葛亮便勸他說：“中原士大夫太多，做官何必回老家。”裴松之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他說：第一，這句話是諸葛亮針對孟公威說的，並不是在說自己。第二，以諸葛亮之見識，豈能分辨不清這些東西？再看諸葛亮當初抱膝長嘯的那種豪情壯志，說明他心中早就有遠大志向了。第三，假如諸葛亮投靠了曹魏，就是司馬仲達所得的待遇也比不過諸葛亮，更何況別人呢。第四，諸葛亮雖然志向遠大，但他絕不投靠曹操，其原因在於，他想以微薄之力興復漢室。

裴松之的這番解釋，將諸葛亮描繪成了一個“輕功名而重道義”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