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勸進，過拂部下之意，勢必影響士氣，不得不然。

太祖建國在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歲，稱號為“天命皇帝”，後世誤以為建元“天命”。其實，太祖此時不但無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壯志，甚至根本不想維持傳統的帝制，諄諄以共治為囑。據滿洲老檔《武皇帝實錄》載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進見問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賜之大位，俾永天祿？”帝曰：“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強勢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於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這是太祖制定的國體，孟心史稱之為“聯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維持不墜，實在很難。八固山除了四小貝勒以外，四大貝勒都想繼承帝業，最後由皇太極繼位，出於代善父子的擁立；否則相互砍殺，絕不能成一統之業。

袁崇煥鎮守遼東（1）

明亡清興，實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並有明熹宗、思宗。明朝並非無人，袁崇煥、孫承宗、熊廷弼無不可以制滿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喪氣。當然，誤國的疆臣邊帥亦不是沒有。先談袁崇煥，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十一本傳：

袁崇煥廣西藤縣籍，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為邵武縣令。天啟壬戌，升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廣寧失陷，王化貞與熊廷弼逃歸，畫山海關為守。

按：廣寧失守在天啟二年。熊廷弼為經略，王化貞為巡撫，兩人不和，而內閣及兵部皆袒護王化貞，因此熊廷弼雖有大舉的計劃，卻無由實現。

天啟元年，原為撫順遊擊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結了王化貞部下的一個遊擊孫得功，由孫得功向王化貞獻議，說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發兵，裡應外合，足以大破清軍。王化貞大喜，以為立功有秘計，益發輕視熊廷弼。見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許了他。不道尚未能離任，太祖已在天啟二年正月對遼河發動攻擊，孫得功想綁架王化貞投清，幸有別將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貞僨事，同時深知敵人還不敢渡遼河而西，因而隨王化貞入關，打算著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貞失敗，自然就會想到他，那時再來經營，亦還不遲。

《袁崇煥傳》又說：

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縮胸不敢任，袁崇煥獨攘臂請行，與閻鳴泰同出監軍山海。巡撫劉策議于山海關外掘壕塹，築備城關……崇煥言守關當於關外守之，築城與掘壕俱不便，請罷。閣部孫承宗自請至關，相度形勢，是崇煥言。掘壕議遂寢，朝議遂以孫承宗為經略。

按：此記殊有未諦。山海關外另築重關，議出兩王；兩王者，薊遼總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軍務的王在晉。當時大僚多不願到遼東是事實；而王在晉功名心切，首輔葉向高因許以“關門一年無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書出鎮遼東。但實際上不但未到遼東，連遼西都未到，只在山海關內坐鎮。關外已經棄守，但非滿洲所佔，而是蒙古喀爾喀、土默特等部在盤桓。其時的情勢非常特殊：滿洲與明朝都在爭取蒙古，滿洲希望蒙古進攻明朝，所以讓出關前之地；而明朝則以為蒙古為我“守邊”，所以經常有鉅款犒賞，名為“行款”，蒙古兵則稱為“西部”。王象乾的長技，即在結納“西部”，以“行款”買得個無事，待老解職，挾豐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問舍，做權紳魚肉鄉里。

王在晉到鎮，就照王象乾的辦法，打算著幹滿一年便可入閣拜相。不道忽然動了功名之念，計劃利用西部收復廣寧，王象乾便極力勸阻，他說：“收復廣寧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復之功，只問失地之罪，豈非自取之咎？為今之計，不如在關外設關，守住山海關，即是保衛京師。”

他說這話是有私心的。原來他的轄區雖為薊、遼，但遼事有經略、有巡撫，所以實際上只是管薊州，薊州不失，即無罪過；如果關外設關，關內的薊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無憂，所謂“守住山海關，即是保衛京師”，這“京師”二字應改為“薊州”才符實際。

王在晉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關，欣然納議，請鉅款在關門外八里鋪築關城。寧遠道袁崇煥及王在晉的好些幕僚都不贊成，而王在晉不顧。

奏疏到京，首輔葉向高以為僅憑書面上的說明無法判斷，次輔孫承宗自請“身往決之”。到關一看，認為王在晉的想法根本不通。據《明史？孫承宗傳》，當時有這樣一段對話：

孫：“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