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婿”，不得不然。

當時明朝的威信未墜，猶足以使四夷有所顧忌，所以太祖還不能不貌為恭順，而另出以狡計，愚弄邊吏。因此，明朝雖支援葉赫，卻並無發兵助葉赫攻滿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舉侵葉赫，避免對明朝過分刺激。

這樣大致僵持的形勢，到了萬曆四十三年夏天，發生了變化。葉赫急於復仇，以“老女”許婚蒙古喀爾喀部的莽古爾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將都以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張進兵葉赫，而太祖不以為然，《武皇帝實錄》載萬曆四十三年六月事雲：

扈倫四部皆由“葉赫老女”而亡（2）

初，夜黑（按：即葉赫）布羊姑以妹許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楊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禮，又欲與蒙古胯兒胯（按：即喀爾喀）部翀孤兒太（按：即莽古爾代）臺吉（按：“臺吉”由漢語“太子”轉變而來，各部落酋長之子皆稱“臺吉”，意同王子），諸王臣曰：“聞夜黑將汗聘之女欲與蒙古，所可恨者莫過於是。當此未與之先，可速起兵。若已與之，乘未嫁時，攻其城而奪之。況此女汗所聘者，非諸王可比，既聞之，安得坐視他適？”皆力諫興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於彼；以違婚之事興兵，則不可。蓋天生此女，非無意也，因而壞哈達、輝發、烏喇，使各國不睦，干戈擾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與我而與蒙古，是壞夜黑，釀大變，欲以此事激我憤怒，故如是也。今盡力徵之，雖得其女，諒不久而亡，反成災患。無論與何人，亦不能久。啟釁壞國已極，死期將至矣。”

諸王臣反覆諫之，必欲興兵；太祖曰：“吾以怒而興師，汝等猶當諫之，況吾所聘老女為他人娶，豈有不恨之理？予尚棄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罷兵；汝等反苦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為？豈因忿遂從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畢，令調到人馬皆回。

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歲，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為夜黑防禦，夜黑遂倚其勢，轉嫁與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實錄，太祖所謂“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與我而與蒙古”一語，當系後來修實錄時所加。太祖當時必不致作此語，當時御史翟鳳翀巡按遼東時，主張根本不管他們的“家務”，疏稱：“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汙而體褻。”可以反證明朝絕無令葉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聰修實錄所以加此語，無非以此與“告天七大恨”相呼應，以見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欲興問罪之師，乃是老謀深算，因為葉赫之結蒙古，一方面恃以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滿洲興兵，則不但葉赫與蒙古組聯軍，足以相敵，而且明朝亦一定會從清河、撫順發兵，東向夾擊，危亡立見。

同樣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葉赫與蒙古拊其背；決定“固疆宇、修邊關、務農事、裕積儲”，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後事態的發展，第一，三個月以後的閏八月，長子褚英因罪為太祖所殺，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書中現存的記載去猜測。《東華錄》順治五年三月“幽系肅親王豪格”一條下記：

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會議，豪格應擬死；得旨：“如此處分，誠為不忍，不準行。”諸王大臣復屢奏言：“太祖長子亦曾似此悖亂，置於國法。”乃從眾議，免肅親王死，幽系之，奪其所屬人員。

是則褚英的罪名與豪格相似。按：豪格為太宗長子，順治異母兄。入關後平四川，斬張獻忠於陣，但與其叔攝政王多爾袞不和，削爵繫獄，其妻且為多爾袞所奪。《清史列傳？宗室王公卷二》記：

（順治）五年二月凱旋，上御太和殿宴勞。三月，睿親王（多爾袞）以豪格徇隱隨徵護軍參領希爾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揚善之弟吉賽，議罪削爵，系之，卒於獄。八年正月，上親政，念其枉，復封和碩肅親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諡武，再立碑以紀其功。

據此，則豪格之獲罪，別有緣故，後當詳考，大致亦為不得皇位之故。當時以豪格之罪名比擬褚英，則褚英當亦有反太祖之事實，而與太祖不願興兵徵葉赫及反明有關。

明朝人的記載，如《從信錄》等，記褚英之為父所誅，是由於反對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與事實適得其反。因為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太祖是採取穩健的步驟；而“諸王大臣”主張興兵，此“諸王大臣”當然包括褚英在內。此後不久，太祖正式稱帝，亦是由於“諸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