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他必定轉為信奉市場了。

回頭說中國的貨幣問題。二○○二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我說人民幣是世界最強的貨幣——當時的黑市匯率還低於官價的（注四十五）。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評論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說人民幣那麼強勁，兩年之內西方的國家會強迫人民幣升值——那時黑市與官價匯率大致打平（注四十六）。這樣用黑市與官價匯率的互相運作來估計一種貨幣的強弱，一九九三與米爾頓研討過，加上我跟進了地下錢莊的非法交易活動。這些活動的存在，北京當然知道。

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升值來了，不是兩年後，而是四個月。我堅決地反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進農民的生活，他們要被鼓勵轉到工業去。除非農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能說是成功。多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故事永遠是血，是苦，是淚與汗。記憶所及，這是第一次農民看到一絲曙光，而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提升會消滅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高斯獲諾貝爾獎的盛會，我對米爾頓說世界將會見到十到二十億的廉價勞動人口加入國際貿易，二十年後地球的經濟結構會有很大的轉變。這競爭來臨了，而我關心的是雖然中國的工資低廉，比起印度與越南等地還是高出相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