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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我和蔣氏在九江牯嶺閒談時，曾言及革命軍中的缺點，彼此均有同感。蔣提及上項訓話，我說我已拜讀。他問我意見如何，我便乘機向他建議，略謂今日總司令的地位，實際上已負荷了黨政軍的領導重任，日理萬機。他聽了這兩句話後，立刻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繼續陳述道：“總司令責任重大，遠在前方，對黃埔軍校一切事務，自然鞭長莫及、難於兼顧，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學兼優、熱心致力軍事教育的人才，擔任黃埔校長的職位，假以事權，責以成效，必可訓練出腳踏實地的優秀幹部為國家服務。中央如決心以身作則，必能掃除中國軍隊傳統以個人為中心的惡習，使全國軍隊一元化，使革命軍成為單純的黨的軍隊，庶幾將來可蛻變為國家的軍隊，為三*義建國而奮鬥。”我力勸他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免學生有“天子門生”的觀念，自我特殊化。我說，革命軍中一有部隊特殊化，它必然自外於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與其他部隊對立的現象。如是，革命陣營便無法相容幷包，將致後患無窮。蔣氏傾聽之下，默不作聲，態度也頓時變為嚴肅。我當然也只有言盡而退了。

後來總司令部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我和鄧演達、陳公博、陳銘樞三人某次閒談，我便說我曾勸總司令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避免軍中加深門戶之見。鄧演達聽了，不覺失笑，問道：“你和總司令說了嗎？”

我說：“當然說啦！”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說的，而且是應該說的。我是忠心耿耿為國家前途著想，為蔣總司令練兵減少困難的。

鄧笑著說：“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製造的。他故意把軍隊系統化，造成他個人的軍隊。你要他不兼校長，不是與虎謀皮嗎？”

陳銘樞、陳公博二人知蔣也較深，他們也認為我為蔣氏謀，卻偏與蔣氏原意相反。我們檢討之下，都有不勝欷殻е�小�

由於蔣總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軍上行下效的結果，唐生智首先便發生問題了。唐的第八軍，先於武長路繳獲由嶽州一帶潰退敵軍的大批武器，後自嘉魚渡江，漢陽、漢口之敵，因劉佐龍反正而倉皇撤退，所遺械彈又為該軍所得。唐生智更於漢陽取得規模極大的漢陽兵工廠的管理權，所獲尤豐。唐氏乃乘機招兵買馬，擴充所部實力。在我軍破武昌後，唐氏遂囊括武漢三鎮，聲威不可一世。

我軍肅清了江西，總司令部移駐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來電，呈請將所部擴編為四個軍，由唐部原有師長李品仙、葉琪、何鍵、劉興升任軍長。時我適在總司令部，見到唐氏電報，我便力陳我國民革命軍的擴充編制，應由總司令部統籌辦理，絕不可由各軍長恣意自為。我對蔣總司令說：“此風絕不可長，唐生智的電報應予批駁，以儆效尤。”無奈此時第一軍也在擴編之中，因廣州新到一批蘇械，蔣總司令以之悉數撥歸第一軍，該軍已在湘粵兩地擴編，故總司令部實無辭以駁唐氏。再者，此時粵漢兩地正在醞釀反蔣，武漢方面的黨政首腦皆非蔣的心腹，蔣氏深恐激唐成變，使唐氏為該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準了唐的請求。因此，唐生智一軍轉瞬間竟變成了四軍，頓成尾大不掉之勢，革命軍的制度和體系遂被破壞無遺。嗣後，唐生智來南昌開軍事會議，我鄭重地告訴他說：“孟瀟，你是始作俑者啊！我們國民革命軍怎麼可以任意要求擴充部隊，這還成什麼體統呢？”

勝利聲中的政治暗礁（3）

唐生智苦笑說：“德鄰兄，我沒有辦法啊！部下都有戰功，大家都應該升一升才好啊！”

我說：“若論戰功，我們四、七兩軍遠在八軍之上。假若論功行賞，我們都要升起官來，哪有許多官可升呢？”唐氏聞言語塞，支吾其詞了事。

第八軍既開其端，接著第四軍也依樣畫葫蘆，要求擴編，經該軍自行協議，呈請總司令批准。第十二師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師長晉升軍長，轄第十二、第二十五兩師。第三十六團團長黃琪翔晉升副軍長兼第十二師師長。朱暉日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原第十師則擴編為第十一軍，由師長陳銘樞晉升軍長，蔣光鼐為副軍長，轄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師，由蔡廷鍇、戴戟、楊其昌分任師長。其留守廣東的第四軍軍長李濟深所轄的陳濟棠、徐景唐兩師，則改稱為第八路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於是，武漢方面的駐軍頓時由一個半軍擴充至七個軍。而江西方面的二、三、六各軍因待遇不公，內心憤懣，反蔣情緒正在逐漸醞釀中。凡此種種的發展，都伏下了日後寧漢分裂